风险太大，财政不宜兜底，民企融资还是要在银行体系内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提出来一个建议，由财政部、央行和金融机构共同建立一个所谓的特殊目的平台，央行提供流动性，金融机构发放融资，由财政来兜底。

对此，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黄益平认为，通过传统发放贷款的方式，在短期内有缓解民营企业现金流断裂风险的功能。但是如果疫情还要持续一段时间，经济复苏不能很快反弹，仅靠金融机构融资或许并非缓解民营企业的可持续的办法。采用财政兜底的方式，会有一些风险，但可以使金融支持持续做下去。

如果仅仅为了解决融资问题、缓解民企融资矛盾，财政兜底，自然是最好的方式，也一定能够使这项工作做下去。问题的关键在于，一旦财政为民企融资提供兜底，不仅会存在比较大的市场风险，更会引发严重的民企和金融机构道德风险，造成不良贷款大量增加。

我们说，如果财政为民企融资提供兜底保障，仅仅需要承担来自于市场的风险，真的不太需要有太多担心。因为，民企的市场生存能力和竞争能力是比较强的，是能够随着疫情的远去而恢复原有的市场竞争力和影响力的。一定程度上，还有可能比疫情前更加强劲、更加有力。特别是受制于资金的企业，疫情有可能成为他们爆发的突破口和起点，因为，无数事实证明，困难中崛起的企业，才是最具生命力和竞争力的。除极少数企业之外，多数企业会在财政与金融的共同支持下，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的。其所能产生的效益，足以能够覆盖可能出现的损失。

但是，企业和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就不是财政能够控制的了，是远大于市场的风险，也是财政最难防范和应对的风险。先看民企的道德风险，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财政就建立了各种贷款基金、担保基金、风险基金等，但是，运营得好的、没有发生严重风险的，几乎没有。因为，绝大多数企业认为，财政资金是无偿使用资金，不像银行资金，要求那么严，不还会面临官司。因此，一旦财政兜底，潜意识中就存在着对资金偿还不重视、不主动、不积极的现象，有的甚至还会以各种不同方式转移资金，由财政来买单。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财政兜底为民企融资服务的建议，是建立在社会信用体系很完善、企业信用很好的基础之上。恰恰是，我国在信用建设方面还是存在一定差距的，企业的信用意识还不是很强。如果财政兜底，必然会面临比较大的风险压力，甚至很多原本与财政无关的风险也会转嫁到财政身上。如企业担保责任等，就算提供担保时把责任厘清楚，也难免在发生风险时陷入债务官司之中。所以，从企业道德风险方面考虑，财政不宜为民企融资兜底。真的要为民企融资提供支持，最好还是建立担保基金，承担有限责任，而不是无限责任。

从银行层面来看，一旦财政为银行给民企融资提供兜底，银行层面的道德风险就会迅速产生。这一点，从这些年来各地建立财政担保基金、国有担保基金中的实践也不难看出，银行一定会把大量信用不是太好、偿还能力不是太强、经营效益较差的企业拿出来，要求担保基金提供担保、财政提供兜底，而把好企业留给自己。不仅如此，银行还会通过贷款大挪移的方式，把本应当由企业抵押担保等的贷款，也一并转移到财政兜底中来，使财政承受大量非疫情情况下的兜底贷款。那么，财政的风险就会大大增加，搞不好，会成为各级财政的沉重负担。

在各级财政已经负担很重、债务偿还压力很大的情况下，再出台财政为民企融资兜底的政策，是不太合适的。民企的融资问题要解决，但最好不要采用财政兜底的方式，而应当主要在金融领域解决。即便财政要参与到民企融资中去，也只能从两大方面入手：一是成立担保基金，为民企融资提供担保，并承担有限责任，而不是无限责任；二是对银行拨备提供一定支持，对银行出现的贷款损失，可以提高拨备率，并在税收减免等方面给予银行一定支持。而税收减免的金额，依据疫情期间给民企发放的贷款确定。

总之，财政兜底民企融资，不是一种好方式，不太可行，风险很大，操作不当，就会给财政带来巨大的风险，并影响其他方面的发展。民企融资问题要解决，但决不能让财政买单。财政只能在政策上给予支持，而不能直接将资金拨付给民企，给民企融资进行兜底，就等于给企业拨付资金，民企不行，其他所有制企业也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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