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过桥”之间：重庆农行合川支行员工集资的七年轮回

2019年的春天，重庆农行合川支行因员工左琼非法集资受到监管处罚。左琼以“过桥资金”为名，以高息为诱饵，向102个人高息吸存6242万元，最终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获刑，并被监管部门终身禁止从事银行业工作。银行被认定未能有效识别并阻断员工异常行为，相关责任人受到处理。

七年后的夏天，合川区公安局的一张受案回执，让这家支行再次回到公众视野。据举报人指称，员工庹某从2011年前后起，拉上妻子帅某、亲属庄某等人，以“银行冲贷”或“企业过桥资金”为名，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回执显示，庹某一案于7月9日被受理。7月23日，警方回应称案件正在侦办中。

涉案金额逾5000万元，投诉名单上牵扯40余名内部及原工作人员，从支行原负责人到多名二级支行长，令人心惊。合川支行好像被困在了循环里，同样的高息承诺，同样的“过桥”“冲贷”话术，同样的银行办公场所。

在县域金融的熟人网络里，一张银行工牌本身就是一种社交货币。它代表着稳定、体面，“钱放在银行肯定不会有问题”。左琼和庹某都深谙此道。

庹某案中的受害人刘女士，最终被庹某打动的理由是：认识近十年，庹某一直展现的是“有钱大方”的形象；更重要的是，他是银行正式员工。“我想他不至于为了30万元把工作除脱（丢掉）。”

左琼案的受害者也一样，2008年前后，左琼开始在合川当地以“帮助企业过桥”“银行冲贷”为名向熟人圈子借钱。受害者包括同事、客户，还有被熟人介绍来的普通百姓。他们不懂专业知识，对收益率的计算停留在“比存款高多了”的层面。

真正让他们放下戒备心的，是左琼身上那套银行制服，以及她在银行办公室里从容谈事的专业姿态。

所谓过桥资金是一种短期借款，用于先清偿到期的银行贷款，待新贷款发放后再予以归还，“过桥资金”的出借方可利用时间差赚取短期高额利息。

不少区县的民间融资活动中，资金撮合不完全依赖公开市场。亲戚介绍亲戚、同事介绍同事，资金在熟人网络里流转。银行员工日常接触存贷款客户，他们经手企业贷款、个人抵押、资金划转，对相关流程熟悉，可以成为熟人网络中的信息枢纽。左琼和庹某充分利用了这一点。

一张农行工牌，在县域社交场域里不需要额外解释。它意味着稳定的收入来源、体面的身份，更意味着一种隐形的信用背书。左琼和庹某都主动在饭局上结账、开好车、谈论银行内部业务，塑造出“我跟银行是一体的”人设。对普通百姓来说，判断风险的标准不是收益率合不合理，是这个人靠不靠谱。银行员工的职业滤镜，帮他们完成了判断题。

庹某案里，受害者潘师傅说：“他给我看微信截屏，都是跟银行行长、副行长、客户经理的聊天记录，还有他们在一起的合照。”“他确实是银行的工作人员，我们普通老百姓哪会想到是骗局？”

银行员工总不可能骗我吧？这种信任逻辑非常朴素，几乎是一种本能反应。更微妙的是，损失最惨重之一的张先生因资金往来频繁，多次前往庹某在合川支行的办公室，几乎每次去都能看到银行工作人员进出，“客户经理带客户过来对接业务，部门负责人在里面谈事情”。“他给我看他跟行长的聊天记录，还带我一起跟银行领导吃饭。”“你看到行长都跟他一起吃饭，怎么可能不信？”

当集资行为发生在银行正规办公场所，个人行为与机构行为的边界在受害者眼中已经完全消失。

两起案件隔了七年，剧本却惊人相似。左琼案涉及6242万元、102人；庹某案逾5000万元，牵涉数十人。两案先后形成五六千万的量级，熟人网络能够汇聚的资金规模远超零散私人借贷。

庹某开出的条件是月息3%到4%，意味着10万元每月支付3000至4000元，按单利折算年化为36%至48%；左琼案披露的月息则为1%至4%，年化12%至48%，两案的区间存在重合。相比同期不到4%的银行理财平均收益率，这一回报高出十倍不止。

以5000万元本金计算，月息3%意味着庹某每年利息就要支付1800万元。庹某前期按时付息让出资人放松警惕，于是有人不断追加资金，甚至贷款投资。潘师傅说，他至今未收回本金，每月还要偿还2000多元的银行贷款。银行员工身份和“内部渠道”的说法又让明显反常的收益看起来像“内部福利”。

庹某和左琼都使用了“过桥资金”“冲贷业务”这些术语。这些词汇在真实银行业务里确实存在，它的巧妙之处在于不需要伪造任何文件，只要借用真实存在的业务概念就能让民间集资获得银行信用的加持。而当36%的年化收益被包装成“银行内部冲贷业务的正常回报”，贪婪与信任混合在一起，风险判断彻底失灵。

内部人员的参与模式也非常相似。同事之间互相介绍资源、在场默许、收取好处费，风险被分散在集体沉默中。身份套利在支行内部形成了一种默许网络，个人行为升级为群体性的边界模糊。当身边同事都在参与或默许时，个体的道德警觉会被集体氛围稀释。

对合川支行来说，这是最隐蔽的信用损耗。传统的风险是坏账、不良率等能直接体现在报表上的数字，而员工身份被滥用造成的声誉损失属于表外损耗，会持续侵蚀银行在当地的客户信任基础。

左琼案出现后，公众可以解释为个别员工的问题。第二次在同一个支行出现庹某案，公众认知就自然会转向合川支行本身，开始用防范心态看待支行员工，正常业务开展的成本也会随之上升。

或许当一个客户经理推销正规理财产品时，客户会怀疑地问：这不会是上次的“过桥资金”吧？这种信任裂痕的修复成本，将远高于罚单上的数字。

公开信息显示，2019年至2025年间，重庆农行多家分支机构都受到过处罚。

2019年万州分行涉及员工重大违规报告不及时、黔江分行金融统计、反洗钱、账户和人民币管理违规、市分行涉及贷款挪用和受托支付不到位；2023年市分行因18项问题被处罚，覆盖授信、抵押物、数据统计等；2024年市分行贷款调查严重不尽职，时任副行长被警告等。

员工行为监测、信贷资金用途控制、数据报送质量，这三条管理线在重庆农行体系内反复出现波动。多家分支机构、连续多年在同类问题上出现记录，提示了一种可能性：当管理要求从总行向省分行、市分行、支行逐级传导时，合规压力可能在层层衰减。

历年监管记录像体检报告，反复提示相似的风险指标，但深层病灶始终都没切除。合川支行事件中的几个数字，能在历史记录里找到对应。

首先是人员监测的覆盖面。从左琼案的12名员工到庹某案的40余人，说明内部行为监测没有能有效收敛。

其次是信息上报的时效。 2019年，万州分行因“员工重大违规问题未按规定报告”被监管罚款20万元；此次合川事件中，据投诉人提供的录音，银行管理人员坦言“知道得晚了一些”。两次“晚”间隔了七年，发生在不同支行，都指向一个管理漏洞：基层网点没有及时发现员工私下大额收钱、让同事介绍客户，也没有及时向上级报告。

最后是业务真实性的核验。2023年，市分行因“未能有效识别虚假交易”“未严格核实资料真实性”等18项问题被罚760万元。这至少说明该行过去在识别虚假交易、核实贷款真实性方面出现过问题。庹某所说的“过桥”“冲贷”并不是银行向个人销售的正式产品，但普通百姓很难分清。

多数投资者出于对庹某的信任，既没有进一步追问具体的投资方式，也完全不清楚庹某拿到资金后的具体去向，只能将希望寄托在庹某身上。专业术语加上银行身份，就让一笔无法核实的私人借款，看起来像正规的银行内部业务。

庹某案影响扩大后，合川支行在5月组织庹某与债权人协商，“当时银行领导坐在会议室里主持，我们以为有银行作担保，就又信了一次。”张先生说。会上，庹某承诺次日支付部分款项，银行方面希望债权人“暂缓向公安机关提交材料、暂缓向监管部门投诉”。结果，庹某支付30万元之后，又没了音讯。

6月18日，合川支行开除庹某，受害者认为，开除行为发生在公安介入、监管投诉之后，属于切割责任主体，把银行责任完全推卸给个人。

从银行角度，案件一旦立案，媒体跟进，舆论风波迅速扩大。内部处理可以把事件框定在可控范围。这是典型的声誉风险管理思路，短期看是理性的。

可是，同一家支行能在被处理后七年以同一模式再次爆雷，如果每次都以个人行为结案，银行就永远不需要正视自己的土壤问题，掩耳盗铃。这片土壤上存在着业绩导向下对基层行为的宽容，内部举报通道的淤塞，以及对员工身份信用价值的过度依赖等问题。谁在介绍客户、谁用职业身份背书、谁提供办公便利、谁在发现异常后没有制止等问题，银行内部都必须细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