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康科技二次闯关IPO：采购、销售和现金流真实性疑云仍待拷问

2026年3月5日，宁波惠康工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康科技）的上市审议会议将再次召开。

一个多月前，这家公司的IPO之旅被深交所按下“暂缓审议”键，成为当年首家闯关受阻的企业。从“暂缓”到“再战”，中间短短几十天，惠康科技需要向市场与监管层解释的，远不止一份更新后的财务数据。

惠康科技主营制冰机、冰箱、冷柜等制冷设备。过去几年，凭借在制冰机领域的专注，惠康科技在全球民用市场占据了可观份额，内销市场占有率连续排名第一。财务数字一度描绘出一条陡峭的增长曲线：营业收入从2022年的19.3亿元攀升至2024年的32.04亿元，同期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从2.25亿元增长至4.42亿元。这份成绩单，是其冲击资本市场的底气。

然而，就在叩响A股大门的关键时刻，增长引擎似乎突然熄火。2025年上半年，公司营收与净利润同比双双下滑超过18%；全年审阅数据显示，营收下滑10.35%，净利润下滑13.33%，更触目惊心的是，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入同比腰斩，暴跌49.65%。业绩“变脸”来得又快又猛。

与此同时，另一团厚重的迷雾始终笼罩在惠康科技上空——它与第一大供应商慈溪瑞益电子之间，存在着一段由员工代持股份的历史，以及至今难以撇清的价格与排他性质疑。

业绩的可持续性与交易的纯洁性，构成了监管问询函中最尖锐的两把标尺，也是投资者审视这家家族色彩浓厚的制造企业时，无法绕开的双重拷问。

高增长神话的裂缝：客户切换与盈利悖论

惠康科技将2025年的业绩下滑归咎于外部环境，主要是贸易摩擦带来的关税压力。但这解释无法完全打消疑虑，因为下滑幅度远超行业平均水平，且暴露出客户结构的脆弱与突变。

一个吊诡的现象是，在长期合作的数家境外大客户采购额于2025年上半年出现两位数甚至超过60%的同比下滑时，公司的营收窟窿却被两家境内客户迅速填补。其中，宁波灏米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尤为突出。

这家成立于2020年的跨境电商，在2023年对惠康科技的采购额还仅为1.31亿元，2024年便飙升至4.22亿元，2025年上半年更是以2.9亿元的采购额成为第一大客户，占当期营收比重高达20.89%。

惠康科技的解释是，该客户实控人团队原就与公司有业务往来，后独立创业继续合作。

商业逻辑上，一个初创团队能在短时间内驱动数亿规模的采购增量，本就非同寻常。更值得玩味的是，2025年上半年，惠康科技对宁波灏米的销售额为1.91亿元，但期末来自该客户的应收账款与合同资产余额竟高达2.01亿元，意味着当期销售几乎全部未能收回现金，且已超出约定的信用账期。

这种“只赊不收”的生意模式，押注了巨额的信用风险，绝非一般的商业关系所能及，是否存在隐形控制或者抽屉协议，惠康科技与宁波灏米真实的关系令人沉思。

耐人寻味是，宁波灏米当前的法人代表是陈展翼，跟惠康科技实控人家族是同一姓氏，而且陈展翼与惠康科技实控人陈越鹏的姓名结构和意境上高度相似。

另一重悖论体现在盈利能力上。惠康的核心产品制冰机，销售单价从2022年的每台435.22元一路降至2025年上半年的365.76元，累计降幅接近19%。

在主要产品价格持续走低的背景下，公司综合毛利率却表现出异乎寻常的韧性，报告期内维持在21%至24.5%的区间，甚至自2023年起反超行业平均水平。

支撑高毛率的，似乎并非强大的研发壁垒，也并非智能化带动的人力成本下降（同期员工人数大幅增加）。同期，惠康科技的研发费用率在2.5%至3%之间徘徊，且连续多年低于同行均值。

2024年，其销售费用占比已超过研发费用。一边是产品降价、研发投入不占优，一边是毛利率逆势坚挺，这背后的成本控制秘密，或者说，成本核算的真实性与公允性，成了一个必须被追问的核心问题。

藏在供应商背后的“自己人”

如果说业绩波动尚可归因于市场，那么惠康科技与部分核心供应商之间盘根错节的关系，则直接触动了资本市场关于独立性、公允性与透明度的红线。这也是其首次上会被暂缓审议的最直接导火索。

慈溪瑞益电子有限公司，2020年7月成立，当月即成为惠康科技供应商，并在随后几年迅速崛起为后者绝对的第一大供应商，2024年采购金额达4.65亿元，占比超五分之一。这种“成立即合作、合作即深度绑定”的轨迹本身就不寻常。然而，真正的“故事”藏在历史股权关系里。

瑞益电子的前身之一“惠胜电子”，其曾经的法定代表人和持股45%的股东，名叫劳佰生。

而劳佰生的另一个身份，是惠康科技的生产制造中心副总监。尽管公司坚称此为员工个人历史上的代持行为，报告期内已无关联，但这段“前员工”持有“前供应商”股份的往事，如同一道永不褪色的背景阴影。

商业实践的疑点进一步加深了这种关联猜测。报告期内，惠康科技向瑞益电子采购的某型号冷凝器，价格常年低于其他供应商，2024年的价差甚至达到18.52%。

与此同时，据媒体报道，瑞益电子的商务经理曾对外表示，其产品不对外供应，“只和惠康在做”。这种极端的排他性与价格优惠，使得瑞益电子看起来不像一个独立第三方，而更像一个受控的“编外车间”。

另一家供应商慈溪市杰成电子有限公司，也浮现出类似的人影。其前身“科海电子”的股东名单中，再次出现了劳佰生及其侄子劳可杰（亦曾为惠康员工）的名字，公司同样解释为代持。

巧合的是，相关代持的清理正好发生在惠康科技启动上市辅导前夕。而惠康科技从杰成电子采购的主控板产品，价格又显著高于其他供应商。

一低一高之间，是否存在通过采购定价进行利益调节的空间？这些与公司员工有着千丝万缕历史联系的供应商，其交易的商业实质与公允性，构成了IPO审核中一道难以逾越的信任鸿沟。

可以侧面观察的是，根据同花顺iFind数据终端统计，2022~2024年惠康科技的应收账款应收票据周转天数分别为37天、48天和21天，但是同期应付账款，应付票据的周转天数分别是238天、233天和223天，应付账款支付周期极长，两者形成的巨大“时间差”为公司提供了大量的无息运营资金。

反观可比公司新宝股份、雪人集团、澳柯玛等，二者差异绝不至于如此离谱。惠康科技的规模并不突出，理应不具备如此强势的地位，其中门道令人疑惑。

财务视角下的异常数据链

抛开复杂的关联网络，仅审视惠康科技自身的财务报表，一系列相互印证的异常数据已足够编织出一条高风险线索链。首当其冲的是应收账款的异常膨胀。

从2022年末到2025年6月末，公司应收账款余额从2.15亿元激增至6.26亿元，增幅接近三倍，远快于同期营收增长。更关键的是，应收账款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从11.16%飙升至45.03%。这意味着公司销售回款速度大幅放缓，大量利润停留在纸面债权上。应收账款周转率从2022年的9.13次恶化至2025年上半年的2.49次（年化），印证了资金回收效率的急剧下降。

其中，对前述第一大客户宁波灏米的应收账款状况堪称极端案例。这种销售额几乎百分之百转化为逾期应收款的模式，背离了基本的商业信用逻辑。

结合招股书披露的“第三方回款”现象——即客户通过关联方或第三方支付平台付款，且比例常年居高——不禁让人怀疑，是否存在通过体外资金循环制造虚假销售回款的嫌疑。复杂的回款路径为掩盖真实交易状态提供了操作空间。

与应收账款激增相伴的，是存货的异常堆积。在“以销定产”的模式下，惠康科技2025年6月末的库存商品账面余额较2024年末增长了41.76%。然而，同期以订单生产为主的ODM业务，其库存商品的订单覆盖率却从75%下降至61%。

自主品牌OBM的库存商品更是完全没有订单覆盖。在营收下滑的背景下，这种背离销售趋势的大规模备货缺乏合理解释。存货，尤其是库存商品，成为另一个可能沉淀虚增利润或调节成本的资产科目。

所有这些财务操作的最终结果，都会清晰地体现在现金流量表上，而这里出现了最难以粉饰的警报。2025年1-6月，惠康科技账面上录得2.05亿元净利润，但同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仅有0.11亿元，两者出现严重背离。

全年来看，经营现金流净额同比暴跌近五成。利润没有带来对应的真金白银，它被困在了不断增长的应收账款和存货里，构成了典型的“纸面富贵”。现金流与利润的脱节，经营现金流恶化恰好与前述应收账款暴增、存货积压的迹象同步。

这可能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异常链条：“虚增利润 → 虚增应收账款或存货 → 经营活动现金流枯竭”。

募资谜题与最后的审视

在业绩波动、关联疑云和财务数据异常的重重包围下，惠康科技此次计划募集17.97亿元资金的必要性，也显得格外突兀。

截至2025年6月末，公司货币资金余额高达12.19亿元，无短期借款，资产负债率已降至58%的相对健康水平。其计划投入最大的募投项目——前湾二号生产基地，总投资7.58亿元，公司账上现金足以覆盖。

一边是充裕的账面资金，一边是实控人家族在报告期内通过股权转让累计套现5.61亿元，另一边却又向公众投资者伸手募集近18亿巨资。

这种资金状况与融资需求之间的巨大反差，自然引发市场对于募资项目真实性与紧迫性的质疑，以及对于实控人是否意在利用上市平台进行新一轮资本套现的担忧。

另外，惠康科技深刻的家族化治理印记明显，公司的权力核心高度集中于实控人陈越鹏家族。

陈越鹏本人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其妻曾长期担任财务总监，其女任投资总监，其妹任采购中心总监。董事会与关键管理岗位的家族化，让人担忧决策的独立性与内控的有效性——尤其是当采购总监正是实控人亲妹妹时，外界对供应商筛选与定价公允性的质疑便有了更具体的落点。

家族的辐射范围不止于企业内部。报告期内，与惠康科技发生关联交易的，还包括由陈越鹏父亲兄弟姐妹的配偶、姐妹的子女等亲属所控制的企业，涉及塑料制品、工艺品采购等，每年交易额在两千万元上下。这张清晰的亲属交易网络，描绘了一个封闭的商业生态。

更具争议的资本操作发生在上市前夕。2021年，惠康科技通过员工持股平台实施股权激励，实控人外甥丁辰楠以1.5元/股的低价入股员工持股平台长兴羽鹏，远低于公允价值的12.07元/股，折价率高达87.6%，公司为此承担了528.29万元的股权支付费用。公司称丁辰楠为顾问，基于其提供的服务低价授予股权，但未披露具体服务内容与价值。

这些发生在上市进程中的资本安排，模糊了激励与馈赠的边界，也让外界对公司的治理规范与股东利益保护打上问号。

即将开始的3月5日二次上会，对惠康科技而言是一场大考。监管层需要评估的，不仅仅是更新后的2025年全年数据，更是公司对前述所有核心疑点是否给出了足以令人信服的、有实质证据支撑的澄清。

惠康科技的案例，折射出许多传统制造企业在迈向资本市场过程中共同的挑战：如何将过往基于地缘、亲缘关系的非正式商业网络，转化为透明、规范、经得起审视的现代企业制度；如何让高速增长的财务数字，具备扎实的现金流支撑和清晰的业务逻辑；如何在上市前夜，处理好历史遗留的治理瑕疵与利益安排。

最终，市场等待的不仅是一个“通过”或“否决”的结果，更是一个关于透明、真实与规范的明确信号。对于投资者而言，无论结局如何，解剖惠康科技IPO过程中暴露出的这些复杂纹理，其价值已远超单次申购决策本身——它是一堂关于如何审视一家带有浓厚传统烙印的公司，其光鲜财报背后究竟站着什么的风险识别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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