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负面”报道的社会舆论，究竟有多可怕？

在当下的舆论场中，一种令人不安的现象正悄然蔓延：一些企业，尤其是某些体量庞大或背景特殊的企业，正试图通过各种手段——从公关游说到法务威胁，甚至直接上法庭起诉媒体和客户——似乎他们要构筑一个围绕自身的“信息无菌区”。

在这个区域内，只允许赞歌绕梁，容不得半点批评杂音。任何试图揭示其问题的媒体或自媒体，轻则被扣上“黑嘴”、“水军”的帽子，重则收到洋洋万言的律师函，甚至被指控为“反对社会主义”、“危害国家安全”。

这种对“零负面”报道的极致追求，表面上维护了企业的“光辉形象”，看似营造了“和谐稳定”的投资环境。然而，当我们拨开这层人为制造的迷雾，深入审视其内在逻辑与外部效应时，会发现一个触目惊心的真相：一个充斥着“零负面”报道的舆论生态，绝非福音，而是一场正在酝酿的、针对整个社会经济的系统性欺骗，其后果灾难性且深远。

最近，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会计系麻志明教授与合作者的研究论文《Local newspaper closures and bank loan contracts》（地方报纸停刊与银行贷款合同），在会计学知名期刊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正式发表。该论文创新性地聚焦于地方报纸关停后对当地企业银行贷款的影响。

论文通过分析1991年至2016年间美国26家关闭的地方报纸的信息，采集了包含6,842笔银团贷款数据的独特数据集。研究发现，当地方报纸消失后，当地企业的银行贷款利差会平均增加约30个基点，以调研样本企业平均贷款额1.19亿美元、期限40个月计算，整个贷款期企业须多付120万美元利息。

这一结论直击要害。它揭示了一个核心经济学原理：地方媒体的负面报道是金融机构进行精准“风险定价”不可或缺的信息来源。当地方媒体停刊倒闭，自媒体监督被扼杀，当“零负面”成为常态，市场将陷入一片“信息荒漠”：

首先是风险无法甄别，成本全民共担：银行与投资者并非全知全能，他们依赖多元信息来评估企业的真实风险。地方媒体和自媒体负面报道的缺失，等于剥夺了金融机构识别“坏苹果”的能力。甚至，在地方媒体和自媒体负面报道消失后，企业违规甚至会增多，甚至会发生严重造假坑骗金融机构的事件。

研究显示，地方媒体所关注的信息有两种，一是关于企业的非财务信息：比如当地企业有没有环境污染问题、和员工有没有劳资纠纷等负面新闻。二是地方性公共政策、社会政治环境等信息。这两类信息地方报纸会深度报道很多一手细节信息，这些信息不是网上随便能检索到的，需要靠本地记者蹲点调查、深入访谈才能挖到，对银行判断企业风险极为关键。

而自媒体则因为一些投诉和把关稍微宽松等原因，往往也会关注到地方媒体关注的非财务信息。而这些信息往往是严肃的全国性媒体很难关注到的内容。这些内容很容易被企业斥之为蓄意抹黑、黑公关或者水军而投诉举报，或者花重金收买或下套抓人，时间一长就逐渐没有人去关注企业的负面信息了。

由于没有可靠的第三方信源，无法区分诚信企业与欺诈陷阱，对于金融机构来说，最“理性”的做法就是全面提高所有中小企业的融资利率，征收一笔“信息不确定性溢价”。最终，守法经营的好企业不得不为那些被隐藏的坏企业分担成本，整个社会的融资环境恶化，交易成本被无形中大幅推高。

监督的“公共产品”属性：研究深刻地表明，一篇负面的调查报道，其益处远不止于惩罚一家作恶企业。它如同一个公共信号灯，警示整个市场，使得金融机构能够更准确地对整个行业和地区进行风险定价。因此，地方媒体或自媒体的负面报道因此成为一种宝贵的 “公共产品”，它降低了所有人的信息搜寻成本、验证成本与风险规避成本。追求“零负面”，就是在主动摧毁这种公共产品，让全社会为之买单。

对金融机构而言，不担心贷款对象信用劣迹斑斑，而是担心贷款对象是没有过信用记录的“白板”，因为不好定价。同样在投资领域，最令人不寒而栗的，从来不是争议不断的企业，而是那些“完美无瑕”、毫无负面新闻的“模范生”。

这些企业可能存在哪些问题呢？

“黑箱”运营与信任透支：一家在真实市场中搏杀的企业，如同在风浪中航行的船只，遭遇问题、产生纠纷、面临质疑是再正常不过的商业生态。一个健康的企业，会通过公开、透明的方式应对这些挑战，这个过程本身就会在信息场中留下真实、多元的痕迹。

而一个“零负面”的企业，则像一个密封的“黑箱”。它要么拥有强大的“公关”能力，能抹去一切不利痕迹；要么其运营本身就不透明，将真实风险用复杂的财技和完美的叙事精心包裹。对投资者而言，投资这样的“黑箱”，无异于一场豪赌，其结果往往是血本无归。

案例的警醒：从“神话”到“噩梦”的崩塌：回首瑞幸咖啡、康美药业、恒大集团等案例，它们在危机总爆发前，都曾是媒体（尤其是某些受其影响或控制的媒体）笔下的“传奇”与“标杆”，负面声音被迅速消灭或边缘化。直到独立的媒体（包括自媒体和做空机构）通过实地调查、数据挖掘和供应链探访，撕开了通往真相的第一道裂缝。

这些当初被企业斥为“恶意抹黑”、“不懂业务”的“负面报道”，事后被证明是挽救市场残存信誉、保护最后一批投资者的“警世钟”。一个经得起批评、敢于在阳光下运营的企业，其可信度远胜于一个容不得半点质疑的“瓷娃娃”。“零负面”本身，就是最大的负面信号。

有媒体行业人士透露，近年来出现一种怪现象，就是某些劣迹斑斑的企业经过重组后，新的股东和运营团队通过公关和法务，要求先前报道过劣迹企业的媒体或自媒体删稿清除负面，如果不删稿甚至会诉诸于法庭。对不知情的人来说，还误认为这些新上位的股东或团队是重组前劣迹团队的后续，对知情的人来说，后续团队要求清除对前任团队的负面报道，简直是匪夷所思。

比单一企业的“零负面”更可怕的，是围绕某个企业、行业或地区，形成了一种心照不宣的“舆论铁幕”，呈现出一种万马齐喑的“寂静”。这种寂静，往往是灾难的前奏。

据资深媒体人高勤荣介绍，在中国刚刚改革开放的上世纪80年代，与中国经济欣欣向荣相对应的是，中国最高等级的官方媒体上的负面报道不计其数，对市场起到强烈的导向作用。但目前这些官方媒体的报道往往都以正面报道为主，尤其是对一些大型企业的报道，也往往以正面报道为主，这就给了一些企业为非作歹诈骗金融机构的底气。

流传于市场的一个笑话是，受托承担某造假上市公司的某省首富旗下企业，本身的成立就是为了配合套取资本市场的资金。但该企业负责人十分聪明地通过金钱的力量，一方面买通最高级别的两家媒体驻地负责人，另一方面也大把花费资金对公做广告，让两家最高级别的官媒三天两头给其做正面报道，而该企业凭借这些超越华为小米平安的报道，又进一步获取了国家部委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支持，原先没有钱也没有希望的企业这下变有钱了。

这类企业会对社会构成多大危害呢？首先是“驯服”媒体与资源骗局：这种寂静，极大概率源于一种危险的结构性合谋。企业通过广告利益捆绑、法务威胁、甚至是直接的权力寻租，系统地“驯服”了本应承担监督之责的媒体。媒体则从“看门人”蜕变为“摇尾犬”，沦为企业的宣传喇叭和形象化妆师。

在这场合谋中，企业可以肆无忌惮地编织增长神话、夸大技术实力、伪造经营数据。而媒体则负责为其背书、造势、颁发“精神奖状”。这套组合拳的终极目标，往往是欺诈性地获取政府和社会的直接投资、政策优惠与财政补贴。无数案例告诉我们，一个被地方媒体捧为“独角兽”、“战略新兴企业”的明星，如何凭借精心编织的谎言和媒体的集体沉默，掏空了地方财政，收割了无数家庭的投资。

其次，这类企业是系统性灾难的孵化器：这种合谋，是一场针对全社会的、具有极强负外部性的“公害”。它严重扭曲了资源配置信号，将宝贵的资本从创新领域导向骗局黑洞；它彻底破坏公平竞争原则，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的逆淘汰。当所有问题在合谋的寂静中被持续掩盖、不断累积，其最终的爆发，绝不再是单个企业的破产，而是席卷金融机构、产业链和千万投资者的区域性、系统性金融与社会风险。此时的救助成本与社会动荡，将是早期通过媒体监督及时介入成本的千百倍。

近日，二十四届四中全会重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部分企业将此曲解为“尚方宝剑”，用以投诉、打压一切监督报道，甚至给批评者扣上“反对经济建设”、“危害国家安全”的政治帽子。这种行径，是对中央精神的严重误读和滥用。

核心是秩序，而非个体：新时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核心内涵，绝非简单地维护任何一个市场主体的特殊利益，而是维护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健康秩序与运行效率。这个秩序的核心是法治的尊严、竞争的公平、信息的透明与各方权益的均衡保障。

媒体的监督报道，正是维护这一秩序的关键机制。它通过揭露违法，捍卫法治；通过曝光不公，维护公平；通过提供真相，促进透明。它是确保经济肌体健康的“免疫系统”。

构建“四敢”新生态：真正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应致力于培育一个让所有市场参与者都能放心、放胆的生态系统：

· 让媒体敢说话：依法保障舆论监督权，允许媒体对问题说“不”，这是最低成本的风险排查机制。

· 让社会敢投资：投资信心的基石是透明。充分的负面信息是投资者的“排雷手册”，能引导资本流向高效、诚信之地。

· 让聪明人敢创业：创业的动力源于对公平环境的信任。在一个规则清晰、奖惩分明的市场，创新者才能心无旁骛。

· 让消费者敢购买：消费是经济的最终拉动力。只有消费者权益得到坚实保障，放心消费才能真正驱动内需。

某一部分、某省某市如果单一地、过度地维护企业诉求，打压其他利益相关方，是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曲解，最终只会破坏经济生态，扼杀经济活力。对企业的负面报道，如果有关方面任由企业乱投诉和滥起诉，且不公平不合理地支持企业的非法诉求，最后会让社会失真，会让投资者和消费者看不清企业的真相，会让政府领导做出错误的决策，从而让整个社会买单。

一个健康、自信、有前途的企业，应当具备怎样的媒体观？

“三敢”企业才是真金：真正的好企业，不是没有问题的企业，而是不怕媒体批评，不怕投资者用放大镜观察，不怕消费者挑剔的企业。它们将外界的批评视为宝贵的“免费体检”，将媒体的监督视为改进的动力。它们敢于在阳光下运营，乐于与公众进行坦诚的沟通。

法律是盾，而非矛：成熟的企业，将法律视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盾牌，而非攻击批评者的长矛。它们不会动辄给批评者扣上“水军”、“黑嘴”的帽子，不会滥用诉讼手段来恐吓媒体和消费者。它们深知，赢得市场依靠的是卓越的产品、优质的服务和诚信的品格，而非法庭上的胜诉判决。

因此可以看出，“零负面”报道的舆论，是一个精心编织的骗局，一场集体催眠的幻梦。它用短期的、虚假的平静，掩盖了深层涌动的危机。北大对美国地方媒体的研究已经证明，它的代价是全社会融资成本的上升；无数案例已经警示，它的终点是惊天骗局的崩塌。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捍卫媒体依法进行舆论监督的权利，就是捍卫市场经济的信息基石，就是保护我们每一个人的财产安全与消费权益。一个自信的社会，应当允许并感谢那些“吹哨人”；一个伟大的企业，必然诞生于自由的批评与挑剔的审视之中。

对监管者来讲，打破对“零负面”的迷思，拥抱可能刺耳却无比真实的监督之声，我们的经济才能祛除虚火，挤出脓包，行稳致远，走向真正高质量、可持续的繁荣。这，是我们必须坚守的底线。

而对企业而言，不应当将媒体的负面报道视作对手放出的黑箭，而应当看作是帮助改进自身工作的热心人，这些热心人虽然不求你怎么感谢他们，但你却应当把他们看作是你万金难买的企业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