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的超生暗门：独生子女时代怎样多生孩子？

竹未晞/文

近日，自称宗庆后私生子的宗继昌、宗婕莉、宗继盛与亲女儿宗馥莉的遗产纷争成为舆论焦点。

2025年7月，香港高等法院与杭州中院相继收到诉讼，三名自称是娃哈哈集团前任董事长宗庆后的三名私生子女将宗馥莉告上法庭。

图源：香港高等法院网站

他们要求冻结宗馥莉名下汇丰银行账户内的18亿美元资产，追讨宗庆后生前承诺的21亿美元信托权益，并分割娃哈哈集团29.4%的股权。法院在审阅相关证据资料后，向宗馥莉等人发出临时禁止令，限制其处置特定账户资产。

这场突如其来的遗产纷争，将隐藏多年的家庭秘密曝光于公众视野。原来，在公众熟知的女儿宗馥莉之外，宗庆后竟另有子女。

还有知情人士爆料，宗庆后不止这四个子女，除宗馥莉是其与原配妻子所生外，其他皆为非婚生子女，有的通过境外生育获得外国国籍。不过最近关于宗馥莉的新闻真假难辨

宗庆后作为国内知名企业家，他的这一家庭秘密并非孤例，其实还有辽宁锦州的李青山、辅仁药业的朱文臣等企业家，也曾被曝有多名私生子女。

从时间上看，这些孩子的出生时段恰好处于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实施期。那么，在当时的政策监管之下，他们是如何实现多生孩子的呢？

在宗庆后的私生子问题上，“境外生育+国籍转换”这一手段正是他私生子女出生的合法保障。公开报道显示，他与娃哈哈元老杜建英生育的三名子女宗继昌、宗婕莉、宗继盛都出生于美国，并自动获得了美国国籍。

1996年，杜建英以监护人的身份陪同当时年仅14岁的宗馥莉赴美留学，期间，她在洛杉矶生下了长子宗继昌。此后的十年间，杜建英又陆续为宗庆后生下一女一子。

目前，这三位非婚生子女均已成年，在美国各自发展事业，宗继昌投身金融投资领域，宗婕莉经营跨境电商平台，宗继盛则参与科技创业。他们都持有美国护照，在宗庆后的葬礼及重要家族活动中从未露面，直到遗产争夺战开始才高调现身。

这一操作利用了1982年写入宪法的计划生育政策主要约束“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生育行为”这一管辖边界，对于境外出生且拥有外籍身份的子女，内地计生部门缺乏直接管辖权。

除了境外生子直接获取外籍，部分人还盯上了“华侨政策”。根据国务院侨办2009年颁布的《关于涉侨计划生育政策的若干意见》等相关规定，夫妻双方均为归国华侨，回国定居前所生子女在境外定居的，不计入生育子女数，可按政策再生育。

华侨在境外生育的子女若长期在国内居住，需按国内政策管理，但在实际执行中，对于“定居”等概念的认定存在模糊地带。有人便企图利用这一模糊性，通过获取国外永久居留权，试图规避国内计生政策。

其中，江苏的尹某和龚某夫妇便是典型案例。2007年4月，尹某、龚某夫妇育有一男孩，之后他们还想再生育一个孩子，然而并不符合江苏省照顾再生一胎的相关规定。求子心切的二人，为了能实现愿望，于2008年4月和11月分别取得尼日尔共和国的永久居留证，并获得常州市侨务办公室出具的华侨证明，自以为符合华侨身份认定标准，便在2009年3月25日前往香港沙田国际医务中心仁安医院生育了第二个男孩 。

但实际上，我国对华侨有明确规定，华侨是指定居在国外的中国公民，需已取得所在国长期或永久居留权，并已在所在国连续居留两年，两年内累计居留不少于18个月。

经法院调查，尹某、龚某夫妇虽取得了尼日尔共和国永久居留权，但仍定居在国内，户籍也在国内，并不符合国家有关华侨“定居在国外”的规定。

同时，2010年国家人口计生委明确，夫妻双方均为我国内地居民，在国外、境外生育的子女回我国内地居住，办理了入户手续或两年内累计居留满18个月的，在适用各地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规定时，应当计算该子女数。最终，这对夫妇被当地人口和计划生育局要求缴纳25万元社会抚养费

除了国籍的切换，还有一种更为本土的方式让这些企业家实现自己子女满堂的愿望。辽宁青山企业集团董事长李青山就是以婚姻关系为线索，为自己组建了多个“家庭”。

公开报道显示，李青山出生于1961年，事发时担任辽宁省政协委员、锦州市工商联副主席等诸多头衔。有举报称其通过循环结婚、离婚，避开计划生育政策，拥有6个子女，男女各3人。他还在锦州市南山马群沟一处占地数十亩的别墅群中，安排自己和他的“一妻四妾”以及6个孩子在此居住。

在计划生育政策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管控的背景下，这种将生育行为分散在不同婚姻关系中的策略，能够有效降低被认定为“超生”的风险。

2014年以前，我国户籍登记与亲子鉴定并未强制挂钩，办理落户只需提供出生证明和监护人身份证明。据消息称，李青山便将这些子女“挂靠”在锦州市南山马群沟别墅群的管家、司机等名下，以“收养子女”或“远房亲戚”的名义落户。

在产权分配上，李青山利用复杂的婚姻关系和庞大的家族网络，将部分资产分散至不同妻子和子女名下。比如其名下的一些房产、公司股权，分别登记在不同伴侣及子女的个人名下，表面上看似是正常的财产分配，实则通过这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规避可能因超生等问题带来的资产清查风险。

在那个计划生育政策严格执行，且资产清查与家庭生育情况挂钩的时期，这种操作手段使得他在构建大家庭的同时，保障了家族资产的安全与传承。

同样利用户籍为自己的私生子提供合理身份证的还有辅仁药业董事长朱文臣。

2015年，朱文臣被实名举报育有六名子女。举报人武姣姣称，朱文臣有5名子女由妻子所生，小女儿则是情妇所生，她还附录了“超生子女”的身份证号，并且表示这些超生子女的情况公司及当地人均知晓。

此外，朱文臣还被指将部分子女户籍落在河南鹿邑老家亲戚名下，借助“农村户籍信息管理松散”的特点隐藏生育痕迹。

更让人难以察觉的是，这些子女的教育、生活开支均通过离岸公司或信托基金支付，避免了在财务流水上留下与朱文臣的直接关联，从源头上降低了被调查的可能性。

武姣姣还指出，朱文臣将妻子及所生的两个女儿在不符合条件的情况下迁到北京海淀区落户，以此逃避超生监管。

安徽岳西撞钟化肥有限公司董事长汪训火也以“多次结婚离婚”的方式育有4个儿子。

据悉，汪训火与第一位妻子程某生育两个儿子后办了离婚手续，即与其化肥厂会计张某结婚，婚后生育一男孩，2009年汪训火离婚后再娶第三位夫人王某，再生育一男孩。

在第三次结婚后，汪训火与其前两位夫人除了在法律层面离婚外，几十年来生活起居一切照旧，与三个女人过轮流夫妻的生活。

2014年4月，安徽岳西县纪委对撞钟化肥有限公司董事长汪训火“非婚生子、超计划生育等问题”调查终结，并按规定开除汪训火的党籍，责成岳西县计生部门作出决定，征收汪训火超计划生育社会抚养费44.66万元。

这种婚姻与户籍的操作手段，本质上是利用了计划生育政策“以户籍为基础、以婚姻为单位”的管控逻辑。当企业家凭借资源运作打破户籍与婚姻的绑定关系时，政策的约束效力自然会被消解了。

如果说前面几位企业家是钻了生育政策的空子，那么还有一些企业家就完全是想利用金钱与资源来解决自己的违规问题。

2008年，湖北孝昌县龙腾水泥公司董事长历少清因超生，被处以当时湖北省最高额的社会抚养费，金额高达76.55万元。

这一罚款数额相当于当地普通职工20年的工资，但对于年营收过亿的龙腾水泥来说，不过是一笔能够接受的“生育成本”。历少清的这一罚单，曾被视为计划生育政策对高收入群体的“强硬举措”，然而实际上，这更像是一种“明码标价”的生育交易。

“相对于他们的资产，这些钱也就是他们几顿饭钱。但就是这样，这钱也很难征收到位。比如历少清，至今只交了10万元。”省人口计生委一位人士说道。

湖南涟源煤矿矿长刘详（化名）的情况也类似，他在1987年至2001年间共生育了5个孩子。

据报道称，在刘祥的妻子生下第三个女儿后，当地计生部门就监督他的妻子做了绝育手术。但刘祥仍然放不下再生育的心，后来又带妻子私下里找医院将输卵管疏通，于1999年和2001年分别生下两个男孩。

超生事件被人举报后，计生部门相应开出了“三湘第一罚单”，要求刘祥交130余万元社会扶养费。

2006年底，由于煤矿发生矿难，刘详举家逃逸，而煤矿也被拍卖用来充抵事故处理费用，使得这笔社会抚养费没有征收到位。

当普通家庭可能会为“独生子女”政策的约束谨小慎微时，部分企业家已能用资源为生育权“松绑”。他们或钻国籍认定的法律空子，或利用婚姻户籍的制度褶皱，或直接用财富对冲政策压力，将超生从“违规风险”转化为“可控选择”。

对于这类掌握经济与社会资源的富商或企业家而言，只要能通过支付罚款、运作关系、隔离资产等方式化解超生问题，那么超生就成为了一种具有“性价比”的选择，甚至在他们眼中还会成为一种“阶层特权”的象征。

[引用]

①　知情人士：宗庆后不止4个孩子，与杜建英登记结婚后续已离婚，宗馥莉曾以绝食的方式逼迫父亲妥协.江苏经济报.2025-07-17

②　辽宁超生委员被撤省政协委员资格 被指住别墅群.青岛新闻网.2013-02-16

③　江苏夫妇赴港超生被户籍所在地罚款25万元.扬子晚报.2011-08-24

④　关于涉侨计划生育政策的若干意见.国务院侨务办公室.2010-02-24

⑤　辅仁药业董事长被举报侵吞国资 养情妇有私生女.中国经济网.2015-10-19

⑥　锦州李青山老婆娶了4个生6孩子 自称目前单身.闽南网.2013-02-07

⑦　湖北对富人超生开出单笔76万元罚单.石狮日报.2008-01-02

⑧　湖南矿长生五胎被罚款130余万元.新浪新闻.2007-05-10

⑨　安徽岳西一董事长娶三老婆养四儿子 被开除党籍.今日头条.2014-04-29

⑩　宗氏三兄妹争产诉状曝光！法院指令：宗馥莉等被告应说明汇丰账户108.5万美元下落！此前律师透露账户余额约18亿美元.每日经济新闻.2025-07-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