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决战变持久战，伊朗和以色列战争能撕碎美国吗？

万木桥/文

中东地区再次成为世界火药桶。

2025年6月13日，以色列对伊朗核设施及军事目标的突袭，不仅未能实现其“一次性消除伊朗威胁”的战略目标，反而引发了一场可能重塑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持久消耗战。

目前，这场冲突已从最初的军事对抗，演变为考验美国全球霸权可持续性的试金石，甚至可能成为压垮美国霸权的“最后一根稻草”。

为向读者深度解读这场战争，本文将深入分析这场战争如何从速决战转向持久战、西方阵营的矛盾立场、阿拉伯世界的分裂反应、美国国内危机与军事介入的困境、债务危机对战争支持的制约、双方长期战争潜力对比，以及这场冲突对美国全球地位的终极挑战等七个维度，来说明这场战争背后的地缘政治关系。

2025年6月13日凌晨，以色列空军对伊朗境内数十个与核计划相关的军事目标发动了代号为“铁锤行动”的大规模突袭，这场经过数月精心策划的军事行动，旨在一次性摧毁伊朗的核能力。以军袭击了德黑兰附近的福尔多核设施、纳坦兹铀浓缩基地以及伊斯法罕的核研究反应堆，同时打击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部和多个导弹生产基地。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电视讲话中宣称：“伊朗拥有足够的浓缩铀，可以在几天内制造出多枚炸弹，我们必须消除这一迫在眉睫的威胁。此次行动将持续数日，直至威胁完全消除为止。”这次袭击造成伊朗军方多名指挥官和核科学家的重大伤亡，表面上看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的一次重大胜利。

然而，以色列的战略计算出现了致命误判——低估了伊朗的报复能力和战略韧性。与以色列预期的“震慑性打击将迫使伊朗屈服”不同，德黑兰方面迅速组织起分批次、高频率的反击行动。从6月15日晚间到16日凌晨，伊朗向以色列发射了百余枚弹道导弹和100多架无人机，目标直指以色列中部和北部的军事、经济和工业核心区域。

多枚导弹突破以色列号称世界最先进的“铁穹”防空系统，击中特拉维夫金融区的数栋高层建筑和海法炼油厂，造成至少8人死亡，百余人受伤。尤为关键的是，海法炼油厂这一以色列能源供应的关键设施遭受严重破坏，导致全国范围内长时间断电和燃料短缺。

伊朗的反击战术呈现出明显的消耗战特征：采用“蜂群战术”分批发射导弹和无人机，配合新型电子干扰技术，旨在持续消耗以色列昂贵的防空导弹库存。德黑兰方面宣称每枚拦截弹成本高达数百万美元，而伊朗的自杀式无人机成本仅为其十分之一。这种不对称消耗策略已经开始显现效果——以色列财政部长警告称，国家外汇储备正以“惊人速度”消耗用于进口武器和能源。

截至6月17日，伊朗已对以色列发动11轮导弹反击，特拉维夫证券交易所被迫关闭，以色列货币新谢克尔对美元汇率暴跌7%，创历史新低。资本市场剧烈震荡反映出投资者对战争长期化的恐慌——这场冲突已从以色列预想的“外科手术式打击”演变为一场考验双方国力的持久战。

伊朗外长阿拉格齐16日的声明清晰地表明了德黑兰的战略意图：“伊朗不是发起这场战争的始作俑者，也无意继续流血，但为了保卫国家和人民，将战斗到最后一刻。”伊斯兰革命卫队更是威胁将发动“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打击”，使以色列“没有一刻安宁”。

表：伊朗对以色列反击行动的主要战果(截至2025年6月17日)

这场冲突的持久化趋势已对以色列社会造成深刻冲击。总台记者赵兵从耶路撒冷发回的报道，描述了一幅战时社会的压抑景象：“原本热闹的街道基本上行人稀少，餐厅歇业，白天为数不多开门的超市几乎挤满了购买物资的民众。”以色列本土守备司令部维持最高级别的公共防御指南，禁止一切集会活动，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紧张氛围。耐人寻味的是，以色列官员明确表示“目前对停火不感兴趣，因为还没有实现其所谓全部摧毁伊朗核设施和弹道导弹计划的目标”，这种拒绝外交解决的强硬立场可能使冲突进一步升级，将以色列拖入更深的战争泥潭。

伊朗对以色列的持续反击行动，彻底打破了西方七国集团(G7)和北约组织最初保持的“战略沉默”。在6月13日以色列发动首轮袭击后的48小时内，西方国家集体选择了“有意的失语”——既未公开谴责以色列的“先发制人”打击，也未对伊朗表示任何形式的同情。

当地时间6月13日，在以色列特拉维夫，一栋大楼被导弹击中。新华社发（托默·诺伊贝格摄/基尼图片社）

这种沉默被国际观察家解读为对以色列行动的默许纵容，反映出西方在伊朗问题上的长期双重标准。然而，当伊朗的导弹开始落在以色列领土上时，西方阵营的态度发生了戏剧性转变。6月16日，G7外长紧急会议后发表联合声明，将伊朗的反击定性为“无端侵略”和“对地区稳定的严重威胁”，完全回避了以色列首先袭击伊朗主权领土的事实。

这种选择性正义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批评，伊朗政府迅速召见英法德三国大使，抗议这种“殖民时代遗留的双重标准行为”。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英国外交大臣卡梅伦在接受BBC采访时无意中道破了西方立场的虚伪性——当被追问伊朗是否有权反击时，他不得不承认：“当一个国家认为自己受到侵略时，它有权利进行反击。”这番言论随即在英国国内引发政治风暴，被反对党指责为“变相为伊朗的恐怖行为辩护”。

军事层面，美国的反应最为迅速且具有实质性。五角大楼已向中东增派“尼米兹”号航母战斗群，与先前部署在阿拉伯半岛的“卡尔·文森”号组成双航母打击群。与此同时，美军驻中东的“爱国者”与“萨德”防空系统已开始协助以色列拦截伊朗导弹，美国海军搭载的“宙斯盾”系统也参与了对以色列的协防。

这些行动标志着，美国已从“幕后支持”转向有限度的直接军事介入，尽管白宫发言人仍坚称美国“拒绝以色列要求联合行动的申请”，并警告伊朗不要攻击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资产。

表：美国及西方国家对以色列的支持措施(截至2025年6月17日)

欧洲国家的反应则呈现出明显的内部分裂。法国和德国紧随美国步伐，向地中海东部派遣军舰和战机，而意大利和西班牙则明确表示不会参与任何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这种分歧反映了欧洲在伊朗问题上的长期矛盾——既要维护与以色列的特殊关系，又不愿彻底破坏2015年伊核协议框架下与伊朗建立的外交渠道。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评论道出了欧洲的困境：“一年多来，国际社会对战火蔓延成地区冲突的担忧就这样在报复性军事行动此起彼伏中不断提升，一次次避免局势升级的呼吁不断被炮火声压抑。”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6月16日的声明，透露出西方战略的深层矛盾：“我们完全支持以色列自卫的权利，但同时也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这种既要支持以色列军事行动，又要防止局势失控的平衡术在实践中几乎不可能实现。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内部对支持以色列的程度也存在显著分歧。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我们给了以色列一切他们想要的，但他们从不听我们的建议。现在是时候让以色列自己解决问题了。”这番言论从一个方面反映了美国共和党内日益增长的“孤立主义”倾向，另一方面可能只是给外人做做样子。

美国是否会直接投入大规模地面战争？目前的迹象表明这种可能性较低。五角大楼的军事部署明显侧重于防空和威慑，而非准备对伊朗实施地面入侵。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存在虽然庞大，但主要分布在伊拉克（约2500人）、叙利亚（约900人）、科威特和卡塔尔等国的基地，这些兵力远不足以发动对伊朗这样规模国家的地面进攻。

更可能的情景是，美国将继续通过情报共享、防空支援和海上封锁等方式间接支持以色列，同时加大对伊朗的经济制裁，避免直接卷入一场可能比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代价更高的地区冲突。

然而，战争逻辑有其自身的演变规律。如果伊朗继续升级对以色列的打击——例如针对民用核设施或大规模杀伤平民——美国面临的介入压力将急剧增大。6月16日多架美国军用飞机从本土飞往中东的动向表明，特朗普政府正在为各种可能性做准备。

美国战略界的辩论焦点已从“是否介入”转向“如何有限度介入才能既支持以色列，又不被拖入战争泥潭”。这种微妙的平衡将考验美国领导层的战略智慧，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这场冲突的最终规模和持续时间。

伊朗与以色列冲突的升级，在阿拉伯世界引发了复杂而矛盾的反应，暴露出该地区国家在安全利益与意识形态之间的深刻分裂。6月15日伊朗开始对以色列实施报复性打击后，约旦、叙利亚和伊拉克三国几乎同时宣布关闭领空，并罕见地采取了拦截伊朗导弹的行动。

这一举动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它标志着部分阿拉伯国家在实际行动上开始配合以色列的防御，尽管它们在公开声明中仍然谴责以色列的“侵略行为”。

约旦的行为尤其值得玩味。这个与以色列有和平条约的阿拉伯国家，其领空是伊朗导弹飞向以色列的最短路径。安曼当局不仅关闭了领空，还出动美制F—16战机拦截了多枚过境的伊朗导弹。约旦官方的解释是“防止本国领土成为冲突区域”，但分析人士认为，这反映了约旦王室对伊朗地区影响力的深层担忧。叙利亚和伊拉克虽然也采取了类似措施，但其拦截行动明显缺乏效力——这两国政府与伊朗关系密切，采取拦截行动更多是迫于国际压力而非真实意愿。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反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巴林、卡塔尔等20多个国家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侵犯伊朗主权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准则”。沙特外交部的声明甚至使用了比以往更强烈的措辞，敦促各方“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减少局势升级”。这种外交声援虽然缺乏实际行动支持，但标志着海湾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进程的明显倒退——这些国家在2020年《亚伯拉罕协议》后曾与以色列建立了不同程度的合作关系。

巴基斯坦作为重要的穆斯林国家，其表态比阿拉伯国家更为直接。巴外交部发表声明“坚定支持伊朗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的自卫权利”，并暗示可能向伊朗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这种立场反映了巴基斯坦与伊朗长期的地缘战略合作，以及其对以色列的固有敌意。然而，这种支持能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实质性援助仍存疑问——巴基斯坦自身正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其援助能力相当有限。

表：中东主要国家对伊朗—以色列冲突的立场与行动

阿拉伯世界的分裂反应揭示了该地区复杂的地缘政治算计。一方面，多数阿拉伯国家与伊朗存在深刻的教派和政治分歧，担忧伊朗通过“抵抗轴心”（包括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等）扩大地区影响力；另一方面，这些国家又无法公开支持以色列对穆斯林国家的军事行动，以免激怒国内民众和损害自身伊斯兰“标签”。沙特阿拉伯的反应典型地体现了这种矛盾——它既通过声明谴责以色列以安抚国内舆论，又在实际行动上配合美国遏制伊朗的地区扩张。

这种分裂也反映在阿拉伯国家联盟（ArabLeague）的无力表现上。该组织原定于6月16日召开的紧急外长会议因成员国分歧严重而推迟，暴露出阿拉伯世界在危机时刻难以形成统一立场。埃及作为地区传统大国，其表态相对温和，仅“谴责一切威胁该地区稳定的行为”，并强调“达成协议是缓和局势的唯一途径”，反映出开罗方面希望扮演调解者角色而非直接卷入冲突。

伊朗对这些阿拉伯国家反应的解读，将直接影响冲突是否会进一步扩大化。德黑兰方面目前对约旦等国的拦截行动保持了相对克制的反应，仅通过外交渠道表达“遗憾”，尚未威胁报复。这种谨慎态度表明伊朗不希望将冲突扩大到与阿拉伯国家的直接对抗，以免陷入多线作战的困境。然而，如果伊朗认为这些拦截行动严重削弱了其对以色列的打击能力，它可能会通过支持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和阿联酋目标等方式实施间接报复，使地区局势更加复杂化。

值得关注的是，土耳其和马来西亚等非阿拉伯穆斯林国家的立场，是普遍谴责以色列的行动，但尚未表现出直接介入冲突的意愿。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呼吁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提议向冲突地区派遣国际观察员，试图在国际外交舞台扮演更积极角色。这种相对中立的调解姿态可能为未来外交解决提供潜在渠道，但在当前双方军事对抗持续升级的背景下，其实际效果相当有限。

阿拉伯世界的分裂反应对冲突长期化构成了双重影响：一方面，缺乏统一有力的阿拉伯支持限制了伊朗扩大反击的能力；另一方面，阿拉伯国家不愿公开站在以色列一边，又使以色列难以构建广泛的反伊朗地区联盟。这种战略僵局可能延长冲突的持续时间，使双方都难以取得决定性胜利，最终演变为一场消耗各自国力的持久战。而在这场消耗战中，外部大国特别是美国的态度和介入程度，将成为决定胜负的关键变量。

当伊朗的导弹持续落在以色列领土上时，美国国内正经历着自2020年以来最严重的社会撕裂与政治动荡。2025年6月的美国，街头抗议活动已持续数周，族群矛盾、政治极化与经济不平等交织成一场威胁国家稳定的复合型危机。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对以色列的军事支持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外交政策问题，而成为加剧国内政治分裂的新爆点。

美国当前的国内危机具有深刻的历史根源和复杂的现实表现。6月初爆发的警察暴力事件引发了全国性的种族抗议，多个大城市实施了宵禁。与此同时，极右翼团体与左翼活动人士的街头对抗日益频繁，政治暴力事件激增。社会学家警告美国正面临“准内战状态”的风险。

在这种高度紧张的国内氛围下，特朗普政府任何大规模海外军事介入的决定都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政治阻力。进步派民主党人已明确表示反对“为另一场中东战争拨款”，而共和党基本盘中，以马斯克为代表的科技精英和部分商业领袖也公开呼吁“美国优先”，反对深度介入中东冲突。

财政压力是制约美国军事介入的另一关键因素。截至2025年6月，美国联邦债务总额已突破37万亿美元，相当于GDP的130%。十年期美债收益率飙升至5%以上，反映出市场对美国债务可持续性的深刻担忧。摩根士丹利财富管理首席投资官LisaShalett指出：“投资者越来越多地关注美国政府有可能进一步增加赤字和政府借款规模的政策，这表明更多投资者质疑美国债务水平的可持续性。”在这种情况下，为以色列提供大规模军事援助将进一步恶化美国的财政状况，可能引发更严重的通胀和美元贬值。

表：美国国内危机对中东军事介入的制约因素

美国政治精英层对介入伊以冲突的态度呈现出明显的代际分化。老一辈政治家如拜登、麦康奈尔等人仍坚持“以色列是美国不可动摇的盟友”的传统立场，支持无条件军事援助；而年轻一代议员如AOC等进步派则质疑这种“空白支票”式支持，要求将对以援助与巴勒斯坦人权状况挂钩。

这种代际差异在民主党内部造成严重分裂，削弱了美国对外政策的连贯性和有效性。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共和党内部，特朗普的“美国优先”主张也与传统新保守主义的干预主义立场产生摩擦，使美国的中东政策缺乏明确方向。

美国军事介入的政治成本还体现在其可能对2026年中期选举产生的影响。当前民调显示，大多数美国民众反对直接卷入另一场中东战争，特别是在没有明确退出战略的情况下。

这种民意倾向使两党议员在支持军事行动时都格外谨慎，担心被对手贴上“战争贩子”的标签。历史经验表明，中东军事行动往往初期获得公众支持，但随着伤亡增加和时间延长，支持率会迅速下降——这一规律使美国领导层在决定介入程度时必须考虑长期政治后果。

美国国内危机与中东军事介入之间的恶性循环风险不容忽视。一方面，深度介入伊以冲突将分散政府处理国内问题的精力和资源；另一方面，国内社会不稳又将削弱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行动能力和信誉。这种双向负面影响可能加速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衰落。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白宫高级官员所言：“我们正面临自越南战争以来最困难的外交政策困境——国内要求我们关注自身问题，而国际盟友期待我们继续提供安全保障。同时满足这两种期待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这种复杂背景下，特朗普政府采取了渐进式介入策略——逐步增加对以色列的军事支持，同时避免直接对伊朗开战的明确承诺。这种“既介入又不完全介入”的模糊战略旨在平衡国际承诺与国内约束，但其内在矛盾可能随着冲突升级而暴露无遗。

美国国内危机对伊以冲突的长期影响可能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限制美国对以色列的军事支持规模，使以色列不得不更多依靠自身力量应对伊朗威胁；二是迫使美国更积极地寻求外交解决方案，以避免陷入另一场代价高昂的长期战争；三是削弱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整体战略信誉，鼓励地区国家寻求其他大国如中国、俄罗斯的安全保障。

美国对以色列的军事支持，正在一个前所未有的财政脆弱期展开，这场远在中东的冲突与美国的债务危机形成了危险的相互作用。2025年6月的全球金融市场已经对美债的可持续性投下了不信任票——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突破5%，三十年期美债收益率达到2007年以来最高水平。这种市场反应反映出投资者对美国“既要维持全球军事霸权，又要应对国内社会开支”的双重挑战日益增长的担忧。

美国财政状况的恶化速度令人震惊。2023财年联邦政府财政赤字已达到近1.7万亿美元，比上一财年增加23%。而随着对以色列和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增加，加上国内社会福利开支的刚性增长，2025财年的赤字规模很可能创下新冠疫情以来的新高。

美国财政部需要发行更多债券来为这些赤字融资，但市场吸收能力正接近极限——7月份警告称预计第三季度将借入1万亿美元，这是美国政府在第三季度借入的最高金额。这些数字背后是一个残酷的现实：美国正在用借来的钱维持其全球霸权，而债权人的耐心正在消退。

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将如何影响美国财政？历史数据提供了参考。在俄乌战争中，拜登政府已向乌克兰提供了价值超过1000亿美元的各种援助。而考虑到以色列在美国政治中的特殊地位和当前冲突的强度，对以援助规模可能更大。

拜登政府提出的特别预算法案中，为乌克兰、以色列拨款860亿美元，这只占赤字的很小一部分（约占公众持有的26.33万亿美国债务的0.3%）。然而，问题在于这些支出是增量负担，叠加在已经不可持续的财政轨迹之上。ComericaWealthManagement首席投资官JohnLynch的警告值得深思：“一系列信号都在告诉投资者：持有美债的风险越来越高了。”

表：美国债务危机与军事援助的相互作用

军事援助对美国经济的隐性成本同样不容忽视。向以色列提供先进武器系统意味着美国军队自身的装备更新可能被推迟，影响长期战备状态。同时，军工生产优先权向以色列倾斜可能导致其他盟友（如中国台湾当局）的武器交付延期，进而影响美国在其它战略区域的承诺可信度。这种战略资源的分散化是美国全球霸权过度扩张的典型症状，反映出其实力与野心之间的日益扩大的鸿沟。

黄金市场的反应为美国债务危机提供了另一个观察视角。在中东局势升级后，国际金价迅速站上3400美元/盎司，国内AU9999突破790元/克。这种避险需求激增反映出投资者对美元和美债信心的动摇。

世界黄金协会数据显示，2025年一季度黄金需求总金额创下1110亿美元的纪录，同比激增40%，各国央行连续三年净购金超1000吨。这些资金流动表明，在全球地缘政治动荡加剧的背景下，国际社会正在寻找替代美元的安全资产，这一趋势长期来看将削弱美国通过美元霸权获取廉价资金的能力。

美国财政—军事困境的核心在于其维持全球霸权的成本已超过其经济基础所能承受的限度。耶鲁大学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描述的“帝国过度扩张”现象正在美国身上重演：军事承诺遍布全球，而支撑这些承诺的经济基础却在不断削弱。财政部长耶伦声称“美债收益率的上升与美国的预算赤字没有‘很大’关系”，但市场显然持不同看法——期限溢价（投资者因持有长期债券风险而要求的额外收益）的上升直接反映了对美国财政可持续性的担忧。

对以色列的军事支持将在三个方面加速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一是通过增加财政赤字推高债务水平，削弱经济长期增长潜力；二是通过挤占国内投资资源，加剧基础设施老化、教育质量下降等结构性问题；三是通过加速美元信誉的侵蚀，动摇美国金融霸权的根基。这三个方面相互强化，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为维持霸权需要更多军事开支，而更多军事开支又进一步削弱霸权赖以维持的经济基础。

尤其值得警惕的是，美国当前的政治极化使任何实质性财政改革几乎不可能。共和党坚持减税，民主党捍卫社会福利，双方都无法提出切实可行的赤字削减计划。在这种政治僵局下，军事开支成为少数还能获得两党支持的预算项目，但这种“共识”的代价是将国家推向更深的债务陷阱。正如美国两党政策中心经济政策主管RachelSnyderman所言：“增加支出以支持以色列和乌克兰使赤字上升，但并不意味着美债收益率的走高。”这种试图将军事开支与财政健康脱钩的论述，本质上是一种危险的自我欺骗。

从更广阔的历史视角看，美国今天的困境与历史上其他过度扩张的帝国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从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到大英帝国，维持全球霸权的财政成本最终都超过了帝国的经济承受能力。美国的不同之处在于其债务融资能力得益于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但这种“过度特权”正随着多极化世界的形成和金砖国家推动的去美元化努力而逐渐削弱。伊朗与以色列的冲突恰逢这一关键转折点，可能成为暴露美国霸权极限的催化剂——不是通过一场戏剧性的崩溃，而是通过千百万个投资者小步但坚定的撤离，缓慢而确定地侵蚀美国实力的根基。

当伊朗与以色列的冲突从突发性军事对抗转向长期消耗战时，双方在国土规模、人口基础和工业能力等方面的结构性差异开始显现决定性作用。这些战争潜力要素将决定哪一方更能承受持久战的巨大消耗，并最终影响冲突的走向和结局。与此同时，伊朗拓展国际合作尤其是与中国深化关系的可能性，为其提供了突破西方封锁的战略机遇。

以色列作为现代军事强国的脆弱性在持久战中暴露无遗。这个国土面积仅2.2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北京市的面积）、人口约1000万的“袖珍超级大国”，虽然在军事技术和组织效能上遥遥领先，但缺乏战略纵深这一致命弱点使其在导弹攻击面前异常脆弱。

当地时间6月13日，在以色列特拉维夫，一栋大楼被导弹击中后升起浓烟。新华社发（吉德翁·马科维奇摄/基尼图片社）

伊朗的持续导弹打击已经迫使以色列将大量资源投入全民防空，严重干扰正常经济运作。世界银行此前针对类似情景的警告现在成为现实：“即使是与以色列发生相对短暂的军事冲突，也会给伊朗公民带来高昂代价”——但这一判断更适用于以色列自身。

人口对比对以色列同样不利。以色列拥有约1000万人口，而伊朗人口超过8700万，几乎是以色列的九倍。这种悬殊意味着在长期消耗战中，以色列的人力资源将面临更大压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实行全民义务兵役制，战时动员比例极高，这虽然短期内能提供大量兵员，但长期将严重冲击民用经济部门。伊朗则可以通过选择性动员保持军事和经济活动的相对平衡，其革命卫队和巴斯基民兵组织构成的专业—预备役混合体系更适合长期低强度冲突。

工业基础和生产能力是另一关键变量。以色列虽然在高科技和军事工业领域具有全球竞争力，但其工业体系规模有限且高度依赖进口原材料。持续冲突导致的供应链中断已经开始影响以色列的军工生产。

相比之下，伊朗虽然技术水平相对落后，但拥有更完整的工业体系和更丰富的自然资源，特别是在导弹和无人机生产方面实现了相当程度的自给自足。伊朗军方宣称其导弹库存足以维持数月的高强度打击，这一说法虽无法独立验证，但与以色列日益紧张的防空导弹库存形成对比。

表：伊朗与以色列战争潜力关键指标对比

能源安全构成以色列的另一阿喀琉斯之踵。虽然近年来地中海天然气田的开发改善了以色列的能源状况，但其炼油能力仍然集中在极易受到攻击的海法炼油厂。该设施在伊朗袭击中受损导致全国性燃料短缺，暴露出以色列能源基础设施的脆弱性。

伊朗作为世界第四大石油储备国，能源供应相对安全，即使面临制裁也能通过非正式渠道维持基本需求。世界银行的报告曾警告：“伊朗货币不可避免的贬值将重新引发通货膨胀”，年利率将迅速上升至60%左右，但以色列同样面临货币暴跌和通胀飙升的危机。

经济韧性方面，两国都面临严峻挑战，但性质不同。以色列经济高度发达但外向型特征明显，依赖高科技出口和外国投资。冲突导致的新谢克尔贬值（7%）和特拉维夫股市关闭已经造成数十亿美元损失，长期冲突可能引发资本外逃和产业转移。伊朗经济虽然长期受制裁影响，但已发展出一定的制裁免疫力，其非正规经济和与邻国的边境贸易提供了相当的缓冲空间。世界银行此前估计，战争可能导致伊朗GDP和收入损失超过10%，但以色列的经济损失比例可能更高。

在这种实力对比下，伊朗拓展国际合作的战略选择将直接影响冲突的长期走向。中国作为伊朗最大的贸易伙伴和全面战略伙伴，可能成为德黑兰突破西方封锁的关键。2021年签署的25年全面合作计划已为双边关系奠定基础，当前危机可能加速这一合作的实质性落实。如果中国增加对伊朗的能源进口和经济投资，将显著增强伊朗抵御西方制裁的能力。

中方外长王毅6月16日与以色列外长萨尔的通话中明确表示：“反对以色列违反国际法以武力袭击伊朗”，这一表态暗示中国可能在国际舞台上为伊朗提供更多外交支持。

俄罗斯是伊朗另一重要合作伙伴。两国在叙利亚内战期间建立的军事协作可能扩展到更广泛的领域，包括武器技术交流和情报共享。值得注意的是，伊朗外长阿拉格齐6月16日表示“伊朗不是发起这场战争的始作俑者，也无意继续流血”，这一相对克制的表态可能为俄罗斯等国的调解创造条件。

伊朗若能巧妙利用大国博弈，可能将双边冲突转化为多边外交博弈，从而改善自身战略处境。

阿拉伯国家的态度同样关键。虽然多数阿拉伯政府与伊朗存在深刻矛盾，但民间强烈的反以情绪限制了这些国家公开支持以色列的可能性。伊朗若能控制对阿拉伯国家的挑衅（如通过代理人攻击海湾国家），可能维持一种“敌意但非战争”的状态，避免多线作战。沙特等国的声明谴责以色列但未明确支持伊朗，反映出这种复杂平衡。

综合评估，在冲突长期化的情景下，以色列将面临越来越大的战略压力。虽然其军事质量优势明显，但数量劣势和缺乏纵深的弱点将随着时间推移而放大。美国的支持虽能缓解部分压力，但无法完全弥补这些结构性缺陷。伊朗则可能通过“持久战”策略逐步消耗以色列的军事和经济资源，同时利用国际同情和大国支持缓解制裁压力。

这种不对称的消耗模式不一定会导致以色列的军事失败，但可能迫使其最终接受某种形式的外交解决方案，而非其最初设想的“彻底摧毁伊朗核能力”的绝对胜利。

对中国而言，这场危机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一方面，中东动荡可能影响能源安全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另一方面，中国若能发挥建设性调解作用，将提升其作为全球大国的信誉和影响力。王毅外长深夜与以色列外长的通话表明，中国正谨慎但坚定地参与危机管理。在中美战略竞争的大背景下，中国如何平衡对伊朗的支持与地区稳定维护，将考验其外交智慧和战略定力。

“美国崩溃”这一震撼性命题在伊朗与以色列冲突升级的背景下，再次引发全球战略界的激烈辩论。要客观评估这场中东战争能否真正“撕碎”美国霸权，需要超越短期军事动态，从霸权周期的宏观视角分析美国全球主导地位面临的系统性挑战。

历史经验表明，超级大国的衰落很少源于单一事件，而是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在特定危机中的集中爆发。当前冲突正充当这样一面棱镜，折射出美国霸权体系的深层脆弱性。

美国全球霸权建立在四大支柱之上：军事优势、经济规模、美元特权和文化吸引力。伊朗—以色列冲突对这四大支柱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军事上，美国同时应对中东危机和东亚挑战的能力正受到质疑。经济上，战争引发的油价波动和美债抛售威胁美元稳定。文化上，美国在巴以问题上的双重标准损害其道德权威。这些压力并非全新，但同时爆发和相互强化构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军事过度扩张是美国霸权面临的最直接威胁。当前美国在全球同时维持着多项重大安全承诺：北约东翼对俄威慑、西太平洋对华遏制、中东危机应对，以及分散在全球各地的反恐行动。这种全球部署虽然展示了美国的军事存在，但也使其资源极度分散。五角大楼内部评估显示，同时打赢两场大规模地区战争的能力已受到严重削弱。伊朗—以色列冲突若升级为美国直接介入的地区战争，将使本已紧张的军事资源更加捉襟见肘，可能被迫在其他战略方向（尤其是印太）作出妥协。

美元体系的动摇是更隐蔽但更深远的威胁。中东危机爆发后，国际金价迅速站上3400美元/盎司，反映出投资者对美元资产的避险情绪。更令人担忧的是，全球央行连续三年净购金超1000吨，黄金占全球官方储备的20%，已成为全球第二大储备资产。这种去美元化趋势虽仍处早期，但若加速发展，将侵蚀美国通过印钞为赤字融资的“过度特权”。历史表明，失去经济基础支撑的军事霸权难以持久——16世纪的西班牙和20世纪初的英国都经历了类似的衰落过程。

表：伊朗—以色列战争对美国霸权支柱的潜在影响

美国国内的政治和社会分裂使应对外部挑战变得更加复杂。2025年的美国比现代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极化，政党恶斗已严重削弱政府的决策效率和连贯性。在伊朗—以色列问题上，民主党进步派与共和党强硬派的分歧，使美国难以形成可持续的中东战略。这种政治瘫痪不仅影响危机应对能力，也向盟友和对手传递出混乱信号，进一步削弱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可信度。

与历史上的霸权衰落相比，美国当前处境有其特殊性。不同于苏联的突然解体或大英帝国的渐进退缩，美国的相对衰落更可能表现为一种局部退缩和重点区域再平衡的过程。在伊朗—以色列冲突中，美国可能被迫在中东投入比预期更多的资源，从而减少对亚太等“优先战区”的关注。这种战略重心的被迫调整本身就是霸权削弱的体现。

然而，断言美国将因中东冲突而“崩溃”可能过于简单化。美国仍拥有非常强劲的创新活力、资源储备和制度韧性，其衰落更可能表现为一个漫长而波折的过程，而非戏剧性的突然崩塌。伊朗—以色列战争的重要性在于它可能加速几个关键趋势：美国军事资源的过度消耗、美元信誉的进一步侵蚀、国际盟友信任的持续流失，以及国内政治两极化的恶性循环。这些趋势的共同作用将逐步但确定地削弱美国塑造全球秩序的能力。

从更广阔的视角看，伊朗—以色列冲突是全球秩序转型期的典型危机。随着美国相对实力下降和多极化世界形成，地区大国更加敢于挑战现有秩序，而美国维持这一秩序的成本正变得难以承受。这种结构性矛盾不会因单场冲突而解决，但每场危机都像一面镜子，映照出美国霸权日益明显的局限性。正如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所指出的，历史上大国的衰落往往源于“帝国过度扩张”——战略承诺超出经济基础所能支撑的范围。今天的美国正危险地接近这一历史陷阱。

对中国而言，冷静观察而非过早下结论是关键。美国体系的韧性和适应能力不容低估，其科技创新能力和制度纠错机制仍具活力。中国的最佳策略是保持战略定力，避免被卷入中东纷争，同时抓住美国注意力分散的机会在亚太区域巩固自身影响力。王毅外长与以色列外长的通话表明中国正谨慎平衡原则立场与务实外交。在全球秩序转型的漫长进程中，时间可能比任何单场危机都更能决定大国命运的最终走向。

归根结底，伊朗—以色列战争本身不太可能直接“撕碎”美国，但它很可能是暴露美国霸权极限并加速其相对衰落的关键催化剂。在这场冲突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以色列与伊朗的军事对抗，更是一个旧秩序艰难挣扎、新秩序尚未成型的混沌时代缩影。对美国霸权的真正威胁不是来自德黑兰的导弹，而是华盛顿无力调和全球野心与国内现实、军事承诺与经济基础之间日益扩大的鸿沟。在这个意义上，这场中东战争的最终输家可能不是战场上的任何一方，而是一个过度扩张的全球霸权体系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