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两篇万字雄文，读懂邓公的伟大

导语：越随着时间的演进，人们也越意识到邓小平的伟大。

周其仁、王志纲 | 作者 经济观察报、智纲智库 | 来源

砺石商业评论 | 编辑

2月19日是邓小平去世27周年的时间。越随着时间的演进，人们越意识到邓小平的伟大。

在封建时期的帝王中，笔者曾最推崇的政治家是唐太宗李世民，他堪称继尧舜禹、商汤与周文武王之后，从秦到清近两千年历史中最伟大，且唯一真正践行了儒家仁政思想的古代帝王。而邓小平的功绩则进一步超越了李世民，其是封建王朝与君主制结束后中国又一位伟大的政治领导者。

1977年，73岁的邓小平凭借历史功绩与正直品格带来的巨大声望，来到国家最高决策者的位置，依靠革命战争时期锻造出来的“泰山崩倒而不形于色”的镇定，建国之后对政治时局变化长期观察带来的理性感悟，再加上三起三落复杂人生经历带来的深邃智慧，让其成功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克服各种阻力做出了一系列关键决策，最终将中国带到了一条正确的轨道上，让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的进程都大大提速，从而拯救了中国。

另外，其还以身作则，提前退休，为后世破除领导人终身制做出了伟大典范，留下了不朽的遗产，这些遗产将功垂千古。所以说其超越了尧舜禹、商汤、周文武王与李世民等古代圣王，并不为过。

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细节，邓小平原名叫邓先圣，学名叫邓希贤，从这两个名字可以看出邓小平从小应该也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有志于圣贤，只是因为后来新学与革命的影响而很少再谈及儒家的圣贤思想，但这种思想对他的思维模式与为人处事则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影响。从此也可以看到中国圣贤思想的深远价值，李世民与邓小平这两位中国近两千年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一定程度上都是这种思想下的产物。

先圣，希贤，邓小平做到了人如其名，其堪称继李世民之后中国出现的又一位真正的圣贤。期待后代人能沿着邓小平的遗产继续奋进，勇于开创新局面，不走回头路。

为了纪念邓小平去世27周年，砺石商业评论特精选了两篇书写邓公的精彩文章。一篇是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创作的《邓小平做对了什么？》，一篇是知名商业顾问王志纲创作的《邓公的遗产》。从这两篇文章，我们可以一睹邓公的伟大。

《邓小平做对了什么？》

作者：周其仁

来源：经济观察报

2008年7月28日

本来我为会议准备的是另一篇论文。可是，6月3日科斯（R.Coase）教授的助手来信转述了以下意见：“他认为如果没有一篇关于邓小平的论文，这次研讨会将是不完美的”。来信还说，“你可能是提供这样一篇论文最合适的人选”。这当然不是我可以承受的荣耀。不过，我倒愿意说明，为什么自己愿意冒着不自量力的风险，也要尝试着完成已经97岁高龄的科斯——这次研讨会的发起人和主持者——指定要求完成的任务。

第一次看到科斯的名字，是在一本小书上。那是1985年夏天，北京四通公司的一位朋友悄悄给了我两本小书。翻开一看，是张五常著的《中国的前途》和《再论中国的前途》，由香港信报出版。但落在我手上的这两本，却显然是盗印的：开面很小，纸质奇差，有照相翻拍的明显痕迹；封皮上没有字，里面印有“内部读物”的字样。

不知道谁是张五常。可是翻开他的书，就不能放下。在《中国的前途》的第148页，五常这样介绍：“高斯对经济制度运作理解的深入，前无古人，且对中国的经济前途深表关怀”。书中提到了科斯的两篇大文，用产权（property rights）与交易费用（transaction cost）的概念阐释了制度和制度变迁的理论。那时我自己对市场交易没有多少感受，因此对“交易费用”不甚了了，特别是对把交易费用似乎假设为零的“科斯定理”，感到有理解方面的困难。但是，对于“产权界定（delineation of rights）”，却立刻觉得它有非凡的解释力。

为什么独对产权界定别有感悟？容我交代一点背景。我是1978年从黑龙江农村考到北京读大学的。此前，我没有机会上过高中，不过是1966年的一个初中生毕业生，经历了三年停课文革后于1968年上山下乡。等我拿到入大学通知书的时候，已在邻近俄罗斯的边陲之地上山下乡十年了。对我这样的人来说，邓小平时代的第一页，就是他于1977年8月做出的恢复高考的决定。这一页改变了我们一代人的命运。

1978年十月后的北京，是中国伟大变革的漩涡中心。我们为重新获得读书机会而奋发学习。不过在那时的北京城，似乎也摆不下一张完全平静的书桌。我们到西单看过大字报，传阅过当时一切可得的有关日本、美国、欧洲、香港、韩国、新加坡现代化情况的报道，也聚在一起收听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新闻公报，以及邓小平对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的著名谈话。站在那个中国开放时代的端口，为了消化大量扑面而来的新鲜信息，我们在自发组织的读书小组里度过了无数不眠之夜。

不过，最打动我们的，还是在一个聚会上听到的安徽农村包产到户的消息。那是亲到现场调查的人带回的第一手报告：大旱天气增加的饥荒威胁，逼得农民悄悄把集体土地分到了户；结果，粮食大幅增产，但“包产到户”却不合法，农民只在底下秘密推进。这个故事让我们兴奋。在贫困好像与生俱来、无可更改的中国农村，原来也存在迅速改善生活的路径！我们的困惑是：为什么被实践证明可以促进生产、解决农民温饱的生产方式，却得不到“上层建筑”的合法承认呢？

1980年，以部分北京在校大学生为主、自发成立一个农村研究小组，立志研究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面临的种种问题。由于全部有过上山下乡的亲身经历、其中还有几位本人就是农民出身，大家志同道合，心甘情愿地重新走进农村和农民的生活，观察、询问、调查、分析、研究和辩论，提升了对真实世界的认知水平。机缘巧合，这群“北京小子”的工作，得到了杜润生先生等前辈中国农民问题顶级专家的欣赏、指点和支持，把我们带入改革政策的制定过程。其中个人最离奇的经历，就是身为一个非党人士，也参加了80年代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改革几个政策文件的准备、起草、修订、成文的全过程——按规矩，这些党内文件一旦下发，是不可以让我这样的党外人士阅读的！仿佛在不经意之间，我们见证了历史：对于8亿中国农民来说，包产到户才是邓小平领导中国改革伟大话剧的第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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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的产权界定

包产到户并不是“新生事物”。调查表明，早在1956年下半年，浙江永嘉县就出现了包产到户——刚被卷入高级社的农民发现“大锅饭”带来出工不出力的消极倾向，就把集体土地划分到农户，以此约束集体成员努力劳动。后来我结识当年主政那个地方的县委书记李云河，他因赞成包产到户而被革职、遣返老家务农长达21年之久！1959-1961年间，包产到户出现在“大饥荒”最严重的所有省份，其中仅安徽一地就蔓延到全省40％的生产队，农民把能够有效抵抗饥荒的责任田称为“救命田”。问题来了：既然包产到户不是邓小平主政中国以后才出现的现象，更不是邓小平自上而下“发明”或推行的一种土地制度，为什么要把农村包产到户改革看成邓小平伟大戏剧的第一幕？

答案要从包产到户本身寻找。“包产到户”的学名是“家庭承包责任制”（house hold contracted responsibility system）。在这套制度下，集体的土地分给农户，以农户承担一定的责任为前提。在开始的时候，农户的责任通常联系着“产量”——以相应土地面积的常年平均产量为基线，农户承诺将交多少给国家、多少给集体，以此交换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很明白，这是一个“增加的产量归农民”的合约，对生产积极性的刺激作用不言而喻。另一方面，承包到户的土地，并没有改变“集体所有制”的性质——它们还是公有的，只不过按照约定的条件交给农户使用而已。

农民和基层生产队发明了家庭承包责任制，也证明了这套办法能够有效地增加产量、抵御饥荒。但是，农民和基层生产队并不能决定包产到户能不能得到合法的承认。这是苏式中央集权体制的一个派生物：任何经济组织、生产方式的变动，都被看成事关社会主义道路和方向的大事、因而都必须由最高权力当局决定。在中国，从“三条驴腿的合作社”到几万、甚至几十万人组成的超级人民公社，从要不要办集体食堂到可不可以由社员私养集体的母猪，一切皆由中央和中央主席定夺。可是，毛主席对集体土地承包给农户经营的办法抱有很深的成见。有记录说，虽然严重的饥荒也曾逼迫主席默许包产到户，但只要“权宜之计”产生了效果，经济情况有所改善，他老人家就一定高举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大旗予以无情打击。在整个毛泽东时代，包产到户屡起屡背。

自发的合约得不到法律承认和保护，对当事人的预期和行为就有不利的影响。我们看到，自发的包产到户固然可以让农民尝到增产和温饱的甜头，但此种好处究竟能不能持续？未来继续承包的条件有什么改变？以及在什么情况下承包模式又可能被批判？——所有这些疑虑都影响着农户的生产和投资（农地保护和改良）决策。这是来自合约本身性质的一个实质性的困难：作为有待兑现的一组承诺，不稳定的预期无可避免地要增加合约的履行成本。

邓小平的贡献，是把国家政策的方向，转向了对促进生产力的自发合约提供合法承认与保护。这并不是这位伟大政治家一时心血来潮的杰作。据杜润生回忆，早在1962年邓小平就谈到，“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见杜润生回忆录，第332页）。这说明，邓小平早就明白“合法承认”对特定生产关系（产权与合约）的意义。当历史把他推上了执政地位之后，邓小平就用“这样一种态度”来对待农民和基层创造的家庭承包责任制。

在邓小平路线下，农民家庭承包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家庭承包制由落后边远地区扩展到发达地区农村、进而几乎覆盖了全国所有农村生产队；土地承包的期限由一年、三年、十五年、三十年扩展为“长期不变”；合约的责任从联系产量开始，逐步演变为联系土地资产。农民家庭承包责任制不断得到更高规格的合法承认：从基层的秘密存在，到地方政府的承认，到中共中央政策文件的肯定。最后，2002年，中国的人大通过了《农地承包法》，确立了农户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法律地位。按照这部法律，全部农地的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都长期承包给了农户；“集体”仍是农地在法律上的所有者，但其全部经济职能就是到期把所有农地发包给农民。随着承包户拥有续订合约的优先权，“长期不变就是永远不变”。

中国人创造的这个经验，让我们想起了科斯在1959年提出的一个命题：“清楚的产权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前提”（中译见《生产的制度结构》，第73页）。我们可以说，产权界定也是合约的前提——要不是双方或多方各自拥有清楚的资源产权，他们之间怎么可能达成任何一个合约？可是，中国的实践却提醒人们：恰恰是承包合约才界定出清楚的农民对土地的权利，因为在订立承包合约之前，作为集体成员的农户究竟对集体土地拥有何种权利，通常是模糊不清的。这是不是说，农户的产权反而是经由合约才得到界定的？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可以得出一个新的结论：合约缔结与产权界定根本就是不能分开的同一回事。

合约可以经由再合约（re-contracted）得到调整，而经由合约不断界定的产权也就可以不断进一步明确其经济含义、并逐步提升产权的“强度”。我们在中国看得清楚，后来被列入宪法保护范围的私人财产权利，最初就是从城乡公有经济的承包合约中产生并发展起来的。私人承包获得的公有资源在约定条件下排他的专用权，不是私产又是什么？按照承包合约，超出约定产量的部分一般归承包人所有，这难道不正在创造更完备的私产吗？随着承包私产和超越承包形成的私产不断由少增多、由弱变强，公有制成员不断扩大对外缔结合约的范围，循序渐进地积累起更多的私产，也进入更丰富多样的市场合约网络。这套经由合约界定出清晰产权的办法，从农业扩展到非农业、进而扩展到城市，奠定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基础。

来芝加哥参加这次会议的时候，正是中国春小麦的收割季节。此刻在华北农村的田野上，有一副壮观的画面：成千上万台拖拉机和收割机，顺着庄稼成熟的路线跨村庄、跨市县、跨省份移动。这些拖拉机和收割设备，有私人的，有多个私人拥有并集合到一个合作社或一个股份公司的，也有“公司”承包给私人经营的。他们作业的范围，早就超越了一个个“集体”的狭小范围，惟有一个复杂的市场合约网，才把他们与数目更加巨大的农户、合作社、公司制农场的收割服务需求连到了一起。甚至政府也参加了进来，一道道紧急颁布的命令，不但要求沿途高速公路对这些农机分文不取，而且要求提供良好的服务。这是经历了30年改革的中国经济的一个缩影：产权与合约构成了所有活跃的生产活动的制度基础。

邓小平本人不一定看到过“产权界定”的理论表达。可是，邓的改革之道就是坚持产权界定并寸步不移。这套中国特色的产权界定，一直受到来自不同方向的批评。一种批评说，邓的改革逾越了“一大二公”经济的最后边界，因而背离了经典社会主义。这个批评忽略了继续维系一个不断支付昂贵的组织成本的体制的巨大代价，这一点，人们通过比较改革的中国与拒不改革的那些国家经济表现上的显著差别，就可以获得深刻印象。另一种批评认为，基于承包合约的产权改革远不如“全盘私有化”来得彻底和过瘾。这种批评则看轻了制度变迁所要付出的代价：只要过时的观念和既得利益缠住了相当多的人群，任何“激进和彻底的改革”在实际上寸步难行。甚至，制度选择的“最终目标”也受制于交易费用的状况。例如，这次我们大家到芝大开会，都要借助属于芝加哥市政的“公共通道”。为什么不把天下所有的“公路”都彻底化为“私路”呢？答案是费用。每人一条专用的道路显然太过昂贵，于是社会退而求其次，在保留“公路”的同时约束人们的行路规范。

邓小平不为任何批评所动。他始终坚持一点，无论如何也要容许中国人在实际的约束条件下从事制度和组织选择的探索和试验。任何产权、组织或合约形式，只要被证明可以促进生产的增加和人民生活的改善，邓小平就乐意运用自己的政治威望动员国家机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标题下为之提供合法承认。这看起来似乎只是一套非常实用主义的策略。但是，有了科斯以来经济学的进展，我发现在中国改革的实践经验里，包含着具有很高普适性的道理，这就是广义的交易费用决定着制度的存在及其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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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企业家请回中国

2006年，我访问了浙江东部台州市松门镇的一家民营公司。创办人叫江桂兰，是位农家女，中学毕业后打工10年，1991年靠私人借贷来的20万元，办起了这家塑料制品厂。四年后，江桂兰在广交会上向别人转租来的六分之一展台上，与外商签订了第一个出口合同。又过了十年，江的公司已成为肯德基全球用餐具的主要供货商。等我到访的时候，江的公司有1000多名工人，每年出口600个集装箱制成品。

江的故事在今天的中国非常平常。比起华为的任正非、阿里巴巴的马云、吉利汽车的李书福、蒙牛的牛根生以及其他大牌明星般的民营公司老总，江桂兰过于普通了。不过，要是在改革前，江的公司就是比现在小一百倍也容易“举世知名”——在那个时代，任何“自由雇佣”工人的企业，绝对都有机会作为“资本主义的典型”而登上政治新闻的榜首！同样是私人办公司，从被看作“资本主义”的洪水猛兽，到被戴上“民营企业家创业”的挂冠，满打满算也只不过30年——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人们当然要提到来自实际经济生活的压力。一方面，在“短缺经济”下商品和服务的长期匮乏，满足不了城乡居民家庭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另一方面，单一公有制经济又容纳不了日益增长的就业要求，特别是不能吸纳包产到户改革后释放出来的巨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两方面压力的汇集，逼迫中国以更灵活的方式组织经济。

于是，在单一的公有制制经济的身边，出现了野草般顽强成长的“个体户”。当年北京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就是回城的下乡知青在路旁摆摊出售“大碗茶”。他们自我雇佣或利用家人劳力，靠私下筹集的小资本捕捉种种市场机会。一些个体户取得了成功，而日益扩展的市场要求他们进一步扩大生意的规模。结果，“个体户”开始越出了“家庭劳力加二、三个帮手”的规模，向着雇佣更多工人的“私人企业”方向演变。挑战来了：社会主义中国怎么可以容许“资本主义剥削”的复辟？

对传统思维而言，私人拥有生产资料，自由雇佣、特别是雇佣工人超过7人以上的企业，当然就是“资本主义剥削”，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这条马克思和前苏联模式划下的这条铁的界线，中国自1956年完成了“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后，也再也没有逾越过。现在，改革突破了传统戒条，是不是“走资”的疑虑笼罩中国。

同时高举改革开放与坚持社会主义两面旗帜的邓小平，抓住了一颗瓜子破解难题。80年代初，安徽芜湖个体户年广久炒卖的“傻子瓜子”受到市场追捧，生意迅速扩张。1981年9月，年氏父子三人从雇4个帮手开始，两年内发展成一个年营业额720万元、雇工140人的私人企业。“傻子”当上了老板，争议也从芜湖一路到了北京。如何定夺小小一颗瓜子里面的大是大非？

我当时供职的农村政策研究机构是杜润生领导的，他组织了关于“傻子瓜子”来龙去脉的调查，并把有关材料报到了邓小平的案头。记得当时传回来的小平指示，斩钉截铁就是“不要动他”四个大字！其中，最了得的还是那个“动”字，因为这一个字就包含了“运用国家机器的强制手段给予取缔和打击”的全部意思。既然历史经验显示过去那套做法效果不佳，小平的意思就是多看看、多试试，再也不准用专政手段对待像年广久这样的民营企业家。

邓小平的办法就是允许实践、并从实际出发来观察和分析。冷眼看“傻子瓜子”，并不难厘清其中的是非曲直：年广久雇佣的140名工人，原本都得不到国有公司的工作机会；年广久付给工人的薪水，不低于当地国有工厂的给付水平；这些工人原本或失业，或从事其他工作但收益还不如给年广久打工。更重要的是，“傻子瓜子”的市场成功，刺激了更多的瓜子供给——老板与老板的市场竞争加剧了，不但是顾客的福音，更是工人的福音！可是，“资本主义剥削”的公案又作何处理？

没有人指出，剩余价值学说的基础是交易费用为零。马克思在理论上坚持，当资本在“流通领域”雇佣劳力时，双方交易遵循的是等价原则。在这里，一切商品包括劳力商品的价格等于价值，因此就排除了资本对劳力的剥削。奥秘发生在其后：当资本家带着雇来的工人进入工厂的大门以后，通过组织、指挥、命令工人生产出高于其劳力价值的产品；最后，企业主带着这些产品回到商品流通领域，再次通过等价交换而完成剩余价值的实现。

很明白，在上述各个环节，都没有交易费用这回事。不是吗？资本家似乎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发现了顾客及其需求的各种细节，从而决定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资本家也不费吹灰之力就发现了待雇的劳力和其他生产要素，从而决定以什么价格、什么合约形式雇多少要素；资本家甚至无需付出监督和管理的努力，就可以使团队产品自动大于团队成员个人产品的算术之和。在这个前提下——也仅仅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当然同意马克思的意见：“剩余价值”不但是“多余”的，而且还带有道义上不公正的剥削性质。

问题是，真实世界里的交易费用绝不为零。一般如商品和服务的买家与卖家，特殊如资本家与工人，他们之间在市场上的互相发现、订约和履约，都要付出昂贵的费用。交易费用不为零，就既不存在自动的“等价交换”，也不存在不需要经营、监督和管理的经济组织。从这点看，发现市场、协调供求、组织生产等项职能，绝不是“多余的”。资本家们获取的报酬，部分是投资于企业的财务资本的利息，部分是作为企业家人力资本的服务回报。至于这些收入的水平高低，是由市场竞争——企业家与企业家的竞争、工人与工人的竞争、商品买家与买家的竞争、以及商品卖家的竞争——决定的。

资本家当然要利用自己的相对稀缺性谋求更高的收益。像任何市场中人一样，资本家也可能在履行合约的过程中，侵犯、损害各相关利益方——其他股东、各种债权人、工人、上下游供应商、产品经销商、甚至顾客——的利益。人们可以用“剥削”之名囊括所有这些侵权行为，但是无论如何，“剥削”并不是资本家的唯一职能，正如可能的假冒伪劣行径并不是商贩的全部职能一样。在真实世界里，人们节约交易费用的行为与增加交易费用的行为——两者皆可图利——经常混杂在一起。究竟哪一种行为主导了经济，取决于现实的约束条件——习俗、道德、法律及法律的实际执行。

那么，究竟怎样对待真实过程里的资本家呢？前苏联模式得出的了一个革命的结论——“消灭资本家，消灭一切剥削”。但是，这样一来，把资本家节约交易费用与组织成本的职能也一并消灭掉了。问题是，交易费用并没有随着资本家的被消灭而消失。社会主义经济仍然面临节约建设成本、生产成本、制度成本和组织成本的严重问题。结果，把资本家打翻在地的社会主义国家，只好由自己来扮演“总资本家”的角色，即用“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法权”（列宁）来管理国民经济。几十年的实践结果表明，中央计划体制不但运行成本奇高，也并没有完全消灭“剥削”——作为等级制替代产权与市场合约制度的产物，官僚特权替代了资本家的剥削；在“大锅饭”的体制下，多劳不能多得的，天天受到“不多劳却多得”行为的剥削。这个结果应该出乎革命家当初的预料，它当然要被反思。邓小平不允许把重新冒头的民营企业一棍子打下去，坚持多试试、多看看，意在探索把复杂问题分开来处理的路径。前苏联和中国自己的历史教训时刻提醒着中国改革的决策者，为什么社会主义经济非要把资本家连同创业精神、市场判断力、组织和协调生产的能力一起抛弃呢？

邓小平把企业家请回了中国。他执掌中国后不久，就高度肯定了历史上“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容毅仁，并大胆决策划出一笔国有资本交付荣先生全权打理——这开启了“国有资本＋企业家”的新经济模式。邓小平还运用自己的政治权威，多次对“傻子瓜子”这个事件表态，不准再动用国家机器鲁莽地扼杀民营企业家。这位革命老人一次又一次耐心地问：允许这些企业家的存在，难道真的就危害了社会主义吗？

越来越多的人得出了正确答案。随着企业家的存在被广泛认为是“对的”（right），创业当企业家就再次成为中国人的一项权利（therights）。改革以来，中国发布了多个政策文件、通过了多部法律，并数度修订宪法，逐渐承认并保护了普通人自由缔约、创办各类企业、按投资要素分配收入的合法权利。据一项权威发布，到2007年底，中国的民营经济约占国民生产总值50％，非农就业的70％，税收的30%-40％。这是改革前无论如何也不能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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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认识看不见的手

从1985年5月开始，邓小平连续几年推动“价格闯关”。这意味着，原来由国家规定和控制的物价，要放开由市场决定。此前，中国已形成了一种“价格双轨制”，即按计划指令生产的产品由国家定价，超计划增产的产品则按市场供求决定价格。这个过渡性的体制，在显著刺激增产的同时，也造成分配方面的混乱：同一个产品的“市场价”高于其“计划价”数倍甚至十数倍，以至于任何有“门路”的人，都有机会把计划轨道上的产品倒卖到市场上而大发横财。一时间，“寻租”盛行，公众反感。邓和他的同事们决心推进价格改革，解决问题。

价格改革之所以被称为“闯关”，是因为此前的波兰，因放开食品价格，影响工人生活，导致大罢工和波兰共产党的下台。中国“价格改革”的代价究竟有多大，能不能平稳推进，没有谁可以打包票。邓小平决心用自己的权威推进价格闯关。他甚至说，乘我们老同志还在，勇敢闯过这一关。

1988年7月，国务院宣布开放名烟名酒价格。这其实是一次试探性的前哨战。8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方案》。不料，会议公报发表的当天，全国各地就出现居民抢购食品和生活用品、又拥到银行挤提存款的风潮。十天以后，国务院宣布加强物价管理、不再出台物价调整项目、提升银行存款利息、全面整顿市场秩序。9月，中共政治局决定开展全国范围的“治理整顿”。第一波“价格闯关”搁浅。

事后我的理解，在累计发放货币过多的条件下“放开价格”，势必把原先“隐形通胀”转成为群众不可能接受的显形高通胀。这证明，即使得到了政治方面的强力支持，在高通胀环境下也难以顺利推进价格改革。中国进入了为期三年（1989－1991）的“治理整顿”期，政府用行政手段抽银根、压投资、管物价；经济增长减速，经济改革停滞。让中国和世界大吃一惊的是，邓小平在1992年春天再次奋力推进中国改革。他以一个88岁退休老人的身份，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邓小平特别提出了长期困扰中国改革的问题：坚持计划体制是不是就等于“姓社”（会主义）？走市场之路是不是就等于“姓资”（本主义）？他的答案石破天惊：计划和市场都不过是配置资源的方式，社会主义同样可以走市场之路。

在邓小平的推动下，中国于1992年再度勇闯价格关。是年，新放开的生产资料和交通运输价格达648种，农产品价格50种，其中包括在全国844个县（市）的范围内，放开了长达几十年由国家统购的粮食价格，并放开了除盐和药品以外全部轻工业产品的价格。到1993年春，中国社会零售商品总额的95％、农副产品收购总额的90％、以及生产资料销售总额的85％，全部放开由市场供求决定。“价格闯关”最终成行，“用市场价格机制配置资源”从此成为中国经济制度的一个基础。

经济学家通常会不遗余力地推崇市场价格机制。这不足为奇，因为有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传统的鼎力支持。可是，为什么邓小平也对“看不见的手”情有独钟？这位曾经指挥过百万野战大军、担任过中共中央总书记和国务院副总理的大政治家，分明拥有一双“看得见的手”！他难道不知道，扩大市场价格机制配置资源的范围，总要在某种程度上收缩“看得见的手”发号施令的范围？大权在手，又坚决推进价格闯关，这究竟是为什么？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认为涉及三个层面。第一，苏联式计划体制的实质，是把整个国民经济办成一个超级国家公司。这个超级国家公司不得不承受巨大的组织运行成本：收集需求和生产全部信息的成本，决策和指挥的成本，以及发现错误并加以纠正的成本，等等。作为改革前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一员，邓小平多年负责处理国家一线事务，几乎就是这个超级国家公司的执行长。正因为对原有体制不堪重负的成本压力有切身感受，也对原体制的运行效率极不满意，才迫使邓小平比局外批评家更明白，权力过于集中的主要结果，恰恰是无法有效行使国家权力。历史把这位执行长推上了决策人的位置，邓小平决意改革，顺理成章。

第二，邓小平倡导的开放，启迪了一代中国人，也启迪了他本人。作为1978-1982年一位北京的在校大学生，我感受到那几年涌动的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想法、新冲动，无一例外都来自多年封闭后对外部世界的观察、比较和思考。无论欧美日本，亚洲四小龙，还是南斯拉夫匈牙利和波兰，所有当时在经济成就方面令中国羡慕的经济体，没有一个套用苏联计划模式的。这些经济体都允许“看不见之手”发挥基础的资源配置作用。他们的经验说明，价格机制并不是洪水猛兽，中国为什么不可以大胆试一试？

最后一个层面最为隐蔽。邓小平的哲学，是相信每个普通人都具有改善生活的持久动力。国家要富强，要推进现代化，就必须充分发挥每一个社会成员和所有基层组织的积极性。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才产生了上文提到的中国式权利界定和把企业家请回中国的改革政策。新的问题是，当改革开放释放了个人、家庭和基层组织的积极性之后，如何协调（coordinate）十数亿人口爆发出来的竞争致富冲动，就成为新的经济体制必须解决的问题。邓小平倾心于发挥价格机制的作用，是因为他认识到仅靠国家计划之手，根本不足以应对改革开放后如何协调整个中国经济的新课题。

叙述至此，我们也许要为一件事情而感到遗憾，那就是科斯教授从未访华，因此也没有与邓小平先生谋面的机会。不过，我猜想他们俩可能会互相欣赏。科斯在1937年创立的公司理论，出发点是覆盖整个经济的“完备的市场”，由价格机制配置一切资源——这也是大多数经济学家的理论出发点。但是，年轻的科斯早在1937年就发现，价格机制并不免费，因为完成市场交易的成本常常极其昂贵。为了节约由科斯在科学上首先定义的交易费用（transaction cost），内部似乎不用价格机制、靠企业家的权威和计划来协调的“公司（firm）”就应运而生了。

邓小平的出发点是另外一极，即囊括了整个国民经济的超级国家公司。在这里，国家用“看得见之手”的权威和计划协调整个国民经济，固然因为消灭了一切市场交易而不再受到狭义“交易费用”的局限。但是，科斯定义的另一种成本即“组织成本（organization cost）”，却每日每时困扰着这个超级国家公司。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出发点就是降低超级国家公司的巨额组织成本。为此，他提倡分权改革战略，通过对重新界定权利的合法认定，激发了个人、家庭、基层组织和地方的积极性，还同时把企业家协调和价格机制协调一并请回到中国经济的舞台。

我们有幸目睹了历史性的一幕：一个实事求是的经济学家离开了“看不见之手”支配一切的理论原点，向企业家协调与价格机制协调并用的真实世界出发；一个实事求是的政治家离开了计划经济的教条，向市场与计划并用的体制前进——他们“会面”的地方不是别处，恰恰就是改革的中国！当然，在“看得见之手”与“看不见之手”之间，边界尚没有完全厘定，摩擦和冲突时有发生。但是，“两手”之间充满意识形态敌意、非白即黑的那一页已经翻过去成为了历史。新的认知是，计划组织与价格机制可以在一个经济体里共存并用，并以实际的运行成本为依凭来划清彼此之间的界线。

4

腐败的挑战

邓小平关于中国的许多预言都已经实现了。不过，有一点至今还是例外。1985年春天，我在随杜润生先生前往温州调查的路上，听到传来的邓小平指示，大意是中国不能出现百万富翁，不能走两级分化的道路。到达温州的时候，当地人也正在热烈讨论。他们提出的问题是：温州一些民营企业家的身家财产早就超过了百万，分明已是百万富翁，怎么办？讨论得出的结论是，企业家的私人财产只有很小的一部分用于自己和家人的消费享受，大部分还是用于生产——如果把消费资料与生产资料恰当地分开来，温州和中国就“还不能算已经有了百万富翁”。既然如此，邓小平的指示就不算被违背了吧？

仅仅过了十年，个人的消费性财产超过百万的例子在中国就不胜枚举。数千万的世界级名贵跑车在中国热卖——那可不是“生产资料”。2000年的前后，全球顶极奢侈品的专卖店纷纷在北京上海深圳开张，市场说这里是成长最快的奢侈品市场。由于房地产和股票市场的力量，很多专业人士包括工薪家庭，也进入了百万富翁的行列。所有这些，可以不无理由地被看成经济成就的象征。但与此同时，官方统计和报道、国内外学界的调查、以及对社会生活的直接观察，都表明今天的中国还有不少生计艰难、平均每天收入不过1美元的贫困人口。

学者们用“吉尼系数”描述收入分配差距的状况，发现改革后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有拉大的趋向。这类测度可能忽略了一点，即“收入的获取是否合乎公义”并不是定量技术可以描述的。姚明的高收入是一回事，贪官们卖官鬻爵的收入是另一回事——公众舆论真正痛恨的是后者，因为其收入不合公义。可是，关于收入差距的测算并不能划分这个及其重要的区别。其实，真正威胁改革存亡的严重问题是，即使根据反贪部门公开发布的腐败案例，人们也看到利用公权力腐败——显然不合正义的收入——的趋势在中国有增无减。

除了当事人的道德水准外，贪污腐败的趋势到底与什么有关？对此，张五常曾提出过一个理论。在本文开首提及的《中国的前途》里，五常指出，就竞争稀缺资源而言，人类社会形成了两种基本的经济制度。一种以等级制特权来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防止稀缺资源被彻底滥用。另一种就是产权制度，即以财产权利的界分来划分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自由空间，以刺激生产、交换、分工与合作。张五常更推测，当第一种经济制度转向第二种制度即市场经济的时候，腐败将大量发生，因为原来的等级特权无可避免地要争取最高的“权力租金”。这个过程甚至可能形成一种独特的“秩序”，即“制度化腐败”（institutionalized corruption）。后来的中国经验的确表明，腐败不仅仅是改革启动的一种伴随物，也是瓦解公众支持改革的腐蚀剂、甚至是终极改革的致命杀手。转型经济怎样应对制度化腐败，是一项严重的挑战。

邓小平的答案是多手并举：道德教育、党的纪律和法治。我不认为还可以想出更多的办法来遏制腐败。问题是，在上述分权改革、重新界定权利、承认并鼓励民营企业家、大规模利用价格机制的每一个过程中，腐败不但形影相随，且有更快蔓延之势——腐败跑得似乎比改革还要快！1986年9月，邓小平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改革体制继续前进（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76-180页）。为此，他开始部署中国政治体制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远为复杂和困难。最主要症结是，经济改革触犯的经济既得利益，还可以用经济手段补偿，但政治改革触犯的既得利益，拿什么来做补偿？举一个例子，原来“享受低价好处”的居民家庭，一旦价格放开后受到损害，政府可发财政补贴给予补偿。但是，原来主管物价的政府部门，价格放开后就面临权力缩减、部门撤并、甚至官员下岗的现实威胁。对于一辈子管物价的官员来说，他身上的专用人力资本一夜之间全报废，他能接受吗？用经济办法来补偿“丧失权力的损失”吗？出价低，不可能被接受；出价高，国家财政不堪负担——等级制其实是非常昂贵的。听任掌权者自己补偿（贪污腐败是也）？公众不可能接受，而那样“补偿”的结果，一定是更舍不得放弃权力。那么，可以不予补偿就取消权力吗？可以，但改革因此就等于革命。

邓小平多次讲过“改革也是革命”。不过他面临另一项约束。作为“权力过于集中”的派生物，中国的党政骨干系统发达，但其他社会软组织发育不足，行政系统实际上负担着社会经济体系的运转。这本身就增加了消化政治体制改革副产品——重新安排官员——的难度。另一个连带的后果，就是国家权力体系一旦失稳，整个社会就容易动荡。所以，推进“也是革命”的政治体制改革，又不得不以“稳定”为边界。于是人们看到，1986年重新提上日程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并没有实质推进。一年以后的中共十三大，通过了酝酿已久的政治体制改革纲领，但没等到切实实施，“价格闯关”的失败以及随后发生的事件，就再也没有给中国推进政改的机会。即使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也限于推动经济增长与经济改革，而并不是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邓小平未竞的事业。

5

小结

中国经济增长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就，为邓小平启动的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个无可更改的背书。如果用最多数人口的日常生活得到显著改善作为评价标准，邓小平领导的中国改革开放一定会被写入历史。当然，伟大成就的成因是复合的，人们对此也常有不同的看法。我的观点是，正是改革开放大幅度降低了中国经济的制度成本，才使这个有着悠久文明历史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机会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经济。

有观察家以为，“廉价劳动力”是中国竞争力的根本。对此我的问题是，改革前中国劳力和其他要素的价格更为低廉，为什么那时候并没有影响全球市场的“中国制造”？更深入的分析表明，知识扩展才是中国经济成就的基础。不过若问，为什么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一代中国人对知识的态度有了根本的转变？答案是，改革激发了中国人掌握知识的诱因，而开放则降低了中国人的学习成本。综合起来，早已存在的要素成本优势、改革开放显著降低制度费用、以及中国人力资本的迅速积储，共同成就了中国经济的竞争力。其中，制度成本的大幅度降低，是中国经验的真正秘密。

邓小平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之路，也开启了中国经济增长之路。不过，他并没有完成中国的改革开放。无论在产权的重新界定，企业家职能的发挥，市场经济框架的完善、还是国家权力的约束与规范方面，中国都有面临大量未完成的议题。作为渐进改革策略的一个结果，很多困难而艰巨的改革任务留在了后面，并面临改变着的社会思想条件。就在科斯先生主办的本次研讨会举行期间，全球金融动荡和油价高企，正给全球经济增长带来前所为没有的新考验。受汇率、利率、资源价格和行政垄断部门等重大改革滞后的拖累，中国经济能不能顺利应对这场新的挑战，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还是未定之数。

前年在深圳，我有幸听到张五常的如下见解：中国人在改革开放以来创立了“人类历史上最好的经济制度”。我自己得到的观察，不容许我像他那样的乐观和肯定。不过，30年来中国的经验的确证明，未来绝不是宿命的。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只要坚持改革开放以来被实践证明做对了的事情，继续推进尚未完成的改革事项，未来的历史将有机会再次证明人们关于中国的乐观断言。

《邓公的遗产》

作者：王志纲

来源：智纲智库

首发于2018年12月23日

人类历史上，面对民族灾难，国内外都不乏勇担大任、置生死荣辱于度外的先贤。时势与英雄交织，构成了一个个波澜壮阔的大时代。

前些年提名奥斯卡最佳影片的电影《至暗时刻》，讲的就是面对”二战”这样千古未有之变局，纳粹大军压境英伦三岛，丘吉尔以救火首相的身份，掌舵英国这样一个夕阳下的庞大帝国。如果不是他力排众议，打倒绥靖主义，坚持抵抗到底，英伦三岛可能就此沦陷。丘吉尔带领英国走出了至暗时刻，历史造就了他，他也改变了历史。

我年轻的时候很喜欢读《光荣与梦想》，其中描述了1932年到1972年的美国清明上河图式的全景画卷。当时美国面临经济大危机，资本主义体系摇摇欲坠。身患残疾的罗斯福史无前例地四次当选总统，推行新政振兴经济，在“二战”中纵横捭阖，挽狂澜于既倒，使美国再次强大起来，并站在世界之巅七八十年，让美国成了全世界的“光荣与梦想”。

纵观中国历朝历代，从商鞅变法到王安石的熙宁新政，再到万历年间的张居正，改革者前赴后继，然而终究失败者多，成功者少，且大多以悲剧收场。面对改革开放这道难题，其局面之复杂、变化之深刻、影响之广泛可以说亘古未有。邓小平以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决心担此大任，这种气魄本身就非常了不起，而且他最终成全了这份伟业。

1978年的12月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距今已经43年了，97年小平与世长辞，到如今也有24年了。一切作为旨在讨好世人的政治人物，只能叫作政客；政治家的伟大需要用时间来衡量。小平在世时背负了很多骂名，百万大裁军，推动老干部退出历史舞台，国企改革、工人下岗……但如今回头看，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我们都是改革年代的受益者和过来人。

真正的纪念绝不仅仅是鲜花与掌声。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当下国内外面临空前复杂的矛盾。全社会充斥着各种疑惑、迷茫、焦虑等不同的声音，中国又一次走到历史的十字路口。只有彻底地回顾、整理、继承邓公的遗产，洗尽铅华，继往开来，才是对小平和这个伟大时代最好的纪念。

有关改革开放的大道理，社会各界已经讲了不少，在我看来，改革开放不是动听的小夜曲，也不是恢弘的交响乐，更没有什么故弄玄虚、高深莫测的理论。某种程度上，小平是个俗人。我们也是俗人，我通过自己的经历，讲一些再通俗不过的道理，或许能够从中找到这个古老大国突围与复兴的密钥吧。

一个早以远逝的政治人物，为何每逢重要的时间节点，老百姓都会怀念他？其原因再俗不过，并非小平其人其事有多么伟大，而是因为每个人的生活都因他而变好，每个人的生存权、发展权、追求幸福自由的权力都得到了尊重。可别小看这一点，在漫长的几千年封建史，几百年近代史，数十年新中国史里，阶级歧视牢牢的钳制着人们的思想。就算在自诩为最公平的年代里，人们依然按照血统被划分为三六九等，政治贱民和知识分子被打入永世不得翻身的地狱。而这一切不公平都在小平手中被颠覆。

世界上永远不可能有“终点”的公平，但是小平起码给人民以“起点”上的公平，无论你是农民、工人、还是知识分子、右派、社会边缘人士，只要你努力、勤奋、敢于挑战、永不放弃，你就有可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马云、马化腾、李彦宏……全都是以普通人身份崛起并成就了一番伟大事业的奋斗者。这也是这个伟大时代最有魅力、最引人向往之处。海为龙世界，云是鹤家乡，在这个野心年代里，能升起来的都是太阳，成功者不必感谢谁的恩赐，失败者亦无愧平生，毕竟曾经努力过，奋斗过。

无需否认，这四十几年当中依旧存在着很多不公平、不合理的现象，道德问题、生态问题、制度问题……还有太多痼疾急需解决，但每个人头顶的天花板已经打破，人能够为自己的命运做主，这种“公平”才是邓公留下的最宝贵的政治遗产。

站在当下回头来看，小平如何开创了这个伟大的时代？客观上的政治遗产背后，主观上的思想遗产又是什么？这就要从小平的个人经历开始讲起。

1

时势与英雄

英雄造时势？还是时势造英雄？人们为这个问题争论了上千年，可能还会一直争论下去。但在小平身上，我认为“英雄”与“时势”，应该是六四开。

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傅高义曾经说过：“中国并不是必然会出现一位邓小平这样的政治家，他出现了，并且改变了中国，这是中国的幸运”。

如果没有复杂多变，惊心动魄，九死一生，惨绝人寰的中国近代史，难以筛选和锤炼出像邓公这样的伟人。

常人印象中的小平，是一位打桥牌和麻将、抽香烟、喜欢读武侠小说的老人，很少有人记得，他年轻时也是从死人堆里走出来的。

1948年的淮海战役，小平担任总前委书记，指挥50万大军，那真是一将功成万骨枯。血与火让他养成了不世出的直觉和掌控力，也养成了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气度。别人感觉天都要塌了的时候，他根本不当一回事，虽然平时话不多，但每一句话都分量很重。这些个性都是在千军万马中锤炼出来的。

除了战争，小平的政治生涯也很跌宕，一辈子三落三起，可谓是九死一生。但所幸的是，1933年小平第一“落”，是被当成毛派的头子“挨整”，所以日后虽然几次遭难，但毛泽东始终把邓小平的问题当作内部矛盾，处理起来也留有余地。

其中原因，除了看中小平的才华，可能在内心最深处的敌我之分里，还是把小平当成了自己人。76年批邓的风潮中，小平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但保留党籍，以观后效。这最后的温柔——“保留党籍”，对于日后小平再次复出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74年和75年上半年，我刚好20岁，已经非常关心政治了。当时全国稍有点头脑的人，都明显地感到日子好过了些。小平主持工作以后，用他独特的方式，从整肃铁道部门开始，恢复生产，整顿科技，鼓励文艺发展，逐渐纠正十年浩劫期间造成的整个国家的紊乱和无序。

然而好景不长，以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的上书事件为导火索，政治局势发生了180度大转弯，矛头开始指向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一浪接一浪。当时我们真的很绝望，在黑云压城中好不容易看到一点亮光，一下子又阴云四合，整个中国又要走上极左的不归路。

稍微有点文化的人都感到心情非常沉重。中国向何处去？我们向何处去？在本来就很压抑的环境下面，天灾人祸又接连发生，唐山大地震，天降陨石，朱德去世，最让人悲痛的莫过于1976年1月突然传来周总理去世的消息。

周总理辅政26年，经济、外交、教育、国防、科技各个方面可以说全部一肩挑，尤其是在文化革命中，独撑危局长达十年，以至于大家都养成了习惯，只要周恩来还在，这个国家就垮不了。

但是没有想到，周总理突然就走了，他1972年就查出了癌症，又带病工作三四年，已经是药石无救。一位伟大政治人物的离世，让很多有远见的人都感到大厦将倾，国家要出大问题了。

但没有想到，周总理的追悼会，居然是小平来致悼词。大家又心存侥幸，虽然一边在批邓，但一边还得让小平致悼词，他还是主持工作的常务副总理。大家对小平的能力充满期待，充满信心，认为还有一线希望。没想到，总理的尸骨未寒，小平马上就被打倒。

这一下子，老百姓心里面所憋的怨气，对国家的绝望，和十年难以容忍的愤怒，终于到了1976年清明的时候爆发了。各界民众涌入天安门，在天安门前发泄怒火，悼念周总理，这期间留下了很多经典的诗歌。最经典的一首就是：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有很多人甚至在天安门的纪念碑上吊了很多小瓶子，用象征性的方式呼唤小平。

终于十月春雷，天不负我。“四人帮”倒台，具体故事就不讲了，但其中以叶剑英元帅为代表的党内健康力量起了很大的作用。希望虽然来临，但还是那个问题，中国向何处去？

没有一个经天纬地的人，根本把不住中国这艘破船。在这个问题上，叶帅确实了不起。他深知只有邓小平能堪当此大任，所以他强烈呼吁，利用他的影响力，联系党内很多积极的健康力量，让小平出来工作，这一点应该说是功劳卓著。

最后小平终于又走到了政治舞台上来。印象特别深，我在贵州大山里面闭塞的小县城中，成天竖着耳朵关注北京的新闻，20来岁是最关注政治的，因为政治和我们的命运太关联了。

终于有一天，一个在北京体育学院读书、比我大几岁的老兄回来了，他一回来等于带来一个中央电视台，我们都围过去，听他从北京带回来的消息，其中最震撼性的就是小平复出了。

他讲到，在北京工体一场香港足球队同中国青年足球队的比赛里面，他们突然看到小平出现在了主席台上。全场站起来鼓掌欢呼，球都顾不上看了。民心向背，可见一斑，大家对邓小平就给予了很高的期望。

这里面讲个小故事，我几年前遇到了小平的妹妹邓先群女士，她退休前曾经是总政群工部的部长。那天我们在三亚正好一起吃饭，邓女士特别和蔼，在聊天过程中，我越看她长得越像晚年的小平，于是我顺势问了个问题：“你们邓家是不是有长寿的基因啊？”她说在邓家，90多岁是很常见的。

我后来开了一个玩笑，我说小平幸好长寿，小平不长寿的话，中国的改革就完了。她说怎么这么讲？

我说：“你想想，如果小平只活到75，就不可能当改革开放的船长；如果小平只活到80岁，中国的改革就会中途颠覆，如果小平只活到87岁，他就不能南巡，然后左倾主义就要冒头；幸好小平活到了93岁，最后才能够以88岁的高龄南巡，终于把中国这艘航船推上了改革开放的不归路。”

小平作为一个政治家，从死人堆里走出来，政治上三起三落，在中华民族处于“危急存亡之秋”的时候担任船长，不仅是罕见的高寿，更没有老糊涂，反而是老而弥坚，带领我们走出激流险滩。这点上我真的只能归结于冥冥当中的天意了。

我们经常讲时势造英雄，我想在中华民族命运转折点上，特别归结到邓小平身上，时势顶多只占了40%。中国近代史上的艰难困苦，九死一生，复杂纷呈的时局，再加上个人跌宕的命运，终于磨练出这么一个伟大的政治家。

剩下的60%，则是英雄造时势，正是小平的高寿、正是小平的睿智、正是小平从青年开始，长达七八十年的风风雨雨所磨练出来的非常卓越的的才干和掌控能力、面对惊涛骇浪化险为夷的能力，正是这种不世之才，才使得人类历史上可以说是几乎没有先例的改革，在中国获得了基本的成功。

回头看整个社会主义体系的国家，几乎都在搞改革。苏联干脆把自己改没了，整个东欧也是改得七零八落，朝鲜到现在也在艰难的尝试中，唯独一个在改革上尝到甜头的是越南，我们叫改革开放，越南叫革新开放。名字只改了一个字，内容上更是照搬中国，利用后发优势，萧规曹随，竟然也获得了成功。这也算是邓公遗产的国际化案例吧。

历史选择了邓小平，邓小平也改变了历史，那他究竟如何改变了历史？

2

尊重人性，尊重常识，顺应规律

贯穿邓小平思想最核心的东西，我认为有三点：尊重人性，尊重常识，最后必然顺应规律。

(1)小平有别于几乎所有政治人物的最大特点，就是尊重人性

这点听起来简单，但绝大多数政治人物做不到，人一旦站得太高，权柄太重，随便的一句话、一个决定，带来的可能是一代人的命运转身。被权力绑架的人，肯定会丧失对人性最基本的尊重，对人性的扼杀在极左年代里尤为普遍。

而小平不一样，他非常珍惜平凡人的家庭生活。尤其是对子孙，毛毛（邓小平女儿）的回忆录中写到，在江西的日子里，他经常给身患残疾的儿子邓朴方擦身子、洗尿片，我们能感受到他作为父亲的那种痛苦，他认为自己拖累了孩子。

在江西三年多的时间，是小平政治生涯中的最低潮，也是他个人和家庭生活最艰难的时候。这期间他通过汪东兴多次给中央写信，在这些信中，他很少对自己个人的工作和生活安排提出要求，但却充满了对家人的关爱。1978年，小平复起之后，虽然日理万机，他依然尽量每天晚上全家上下一起吃饭，享受“四世同堂”的天伦之乐。

除了对自己的子女舐犊情深，小平的感情同样寄托在人民身上。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农村改革。我出生在贵州最穷的地方，我深深地知道农民们的辛苦。60年代最困难的时候，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其间造成不少农民死亡，我很多农村的亲戚都在这场灾难中饿死，这也是我们那代人的集体回忆。

后来我在兰州大学读书，甘肃和贵州一样，也是非常赤贫，所以我对饥饿和贫困有着深刻的感受。所以在政策和政治风向稍微松动以后，最先要改变命运的就是贫穷地区的农民们。甘肃、贵州、还有安徽等地，农民开始选择大包干。

现在想起来这是多么的可笑啊，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想按自己的方式去种自己想种的东西，都成了犯天条的事情。小岗村的农民们甚至要签订“生死契约”，交代好子女的身后事，才敢自己种粮食，可想而知极左对人性的扼杀到了何等程度。

60年代的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曾经因为尊重农民的选择，文革期间遭到严重的迫害，英年早逝。所以很多地方对于农村出现的“大包干”现象，习惯性地进行打压。

在这个时候，小平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在支持大包干这件事上，受到了很大的压力，小平鼓励他“不必陷入争论，你这么干下去就是了，就实事求是地干下去”。有一次万里遇到一个农业部的副部长在批评包产到户，他辛辣地讽刺道：“看你这个家伙肥头大耳，农民却饿得皮包骨，你怎么能不让这些农民想办法吃饱饭呢”？

就在摒弃掉教条，敢于放手后的短短几年时间，全中国释放出了巨大的活力，耕者有其田，耕者会种田，短短两年时间，农民就解决了几十年解决不了的吃饭问题。不仅解决了吃饱饭的问题，而且还释放出了80%的剩余劳动力。

最开始的政策叫作“离土不离乡”，农民可以离开土地搞乡镇企业 ，但不能离开这个区域，这种政策为乡镇企业创造了土壤，很多日后的大企业都诞生于这个时候。

伴随农民的能量越来越大，乡镇企业已经束缚不住他们的活力。在小平的默许下，这批青年们开始走州串县，开始闯上海、下广东、甚至奔北京，这上亿的青壮年走入城镇，走向工厂，他们是全世界最庞大的劳动力群体，他们身上迸发出的活力成了中国最强的竞争力。

珠三角和长三角成为世界工厂，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这批生力军同时也成了最强大的建筑大军，推动了中国令世界瞩目的城市化。他们的收入寄回家乡，使偏远地区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取得了如此辉煌成就的农村改革，当初的蓝图却并不远大，甚至有些寒酸：所谓的农村改革，无非是为现实所逼迫，要让农民活下去、有饭吃，怎么有饭吃怎么来。

小平说过：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深地爱着这块土地。所以他不会被僵化的教条所拘束、被高大上的口号所绑架，而是站在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上来考虑问题，小则让中国不被开除“球籍”，中则为人民谋幸福，最后才是顺其自然的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他一切改革的出发点都是对人性的尊重。

(2)邓小平的第二个特点，尊重常识

这里讲一下民营企业的故事，我在新华社所接触过的改革名人中，傻子瓜子的创始人年广久算是一个。

年广久是安徽芜湖人，但他在当地口碑相当坏，因为他是从社会底层走出来的人物，也没什么文化，有点钱后就吃喝嫖赌。但他的确炒的一手好瓜子，本来只是摆摊做生意，没想到瓜子越卖越火。于是他开始雇工，最后甚至雇了12个人，其中还有个女雇工跟他姘居。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经说过，雇工不能超过7个，超过7个就存在剥削。改革开放之初，关于雇工7个还是8个的争论非常激烈，现在看起来简直可笑，但在当时，“七上八下”却被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者奉为金科玉律。再加上年广久这个人私德又有问题，吃喝嫖赌，当地人也很讨厌他，所以很多人都盯上了他，要求严肃处理。

但是没想到，这个消息传到小平那去，他看问题的角度和别人不一样：一个被叫做傻子的人，又没文化，又没地位，凭自己的能力，不仅能养活自己，还能养活十个二十个雇工，这意义非常大，为什么用意识形态来衡量它呢？其次，如果我们把他打掉，牵一发动全身，那就可能会扼杀掉一批新生的、自力更生的城市失业人口。为什么不看一看？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

小平发话，终于把这件事压下来，决定放一放、看一看再说。这一放就扶持了一棵幼苗，带出来一大片草原，形成了一个森林，私营企业就是这样被“放”了出来。

伴随一个傻子瓜子被肯定，整个中国的个体户开始风起云涌，成千上万的万元户开始崛起，民营企业的滚滚洪流开始不停向前。中国第一次有了“海”，就是体制外，下海成了当时最火热的词，这片“海”最先形成的地方，就是珠三角。

如今的珠三角，已经是世界级的大湾区，但创造这一奇迹的每个人都是俗人。农民工背井离乡不是为了一个伟大的理想，而是为了解决生存问题，在家里面只能脸朝黄土背朝天，修理地球。

然而到珠三角挣到了钱，比家乡多得多，还可以赚钱回家盖房子。所以离开了老婆孩子热炕头，他们付出很大的代价，但获得的也许是明天、是未来，就是这一点期待，使上亿的农民成为中国巨大的人口红利。

港澳的那些商人也不是国际友人白求恩，他们同样是来挣钱的。把欧美的订单拿到手，跑到老家珠三角，找到当地的大叔大妈，找块地，租一个厂房，不断地扩大规模再生产，在中间吃水。就这样很多老板发了财，他们也是出于俗人的一己私利，但一不小心就推动了世界工厂的形成。

另外珠三角的本地农民也很简单，他们就是为了收点租金，在土地上盖了很多厂房，出租出去挣点钱，也是为了一己私利。

珠三角的领导人同样非常朴实，改革开放之初的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说过：“千言万语说得再多，都是没用的，把人民的生活水平搞上去，才是唯一的办法。不然，人民只会用脚投票”。广东改革开放的实际操盘人任仲夷说：“见了红灯绕道走，见了绿灯赶快走，没有灯要摸着走”。蛇口的创始人袁庚说：“向前走，别回头”。每句都是大白话，没有什么大道理。

四十年过去了，珠三角顺利地实现了工业化，由珠江东西两岸构成的工业走廊，成了全世界极具竞争力的产业集群，无数的民营企业在这里蓬勃发展。圣人在哪里？没看到。伟大的道德观在哪里？没看到。只是俗人按照常识做事，但最后却收获了圣人的结果。

从年广久的瓜子到珠三角万亿规模的民企集群，中国民企的命运一脉相承，如今的民营经济，已经贡献了中国50%的税收，60%的GDP，70%的技术创新，80%的就业岗位，90%以上的企业数量。这都是原来改革开放之初想象不到的。这一切都是常识的力量。

还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恢复高考。温元凯曾经告诉我，在1977年8月的高等教育研讨会上，初生牛犊不怕虎的他，关于高考制度改革提出了四句话：“自愿报考，领导批准，严格考试，择优录取”。

他当时还不敢把话说太满，不敢说恢复高考、择优录取，他觉得自己说的已经够过头了。他说，他当时说的时候，他旁边的教育部长刘西尧一直皱眉头。

没有想到这四句话讲完以后，小平不假思索，接过话头就说：“温元凯你这四句话，去掉一句话，保留三句话够了：自愿报名、严格考试、择优录取。不要“领导批准”，这领导一批准问题就变性了！”通过这种下意识的反应，就能看出小平内心深处对于人性和常识的尊重。

因为教育和学习本来就是常识，没有哪个国家民族会不重视教育、不尊重科学。文革给人带来的灾难，不光在肉体上，更重要是在精神上。当时管知识分子叫臭老九，知识越多越反动。所有人都远离知识，知识就是麻风病，就是瘟疫。在这种背景下面，整个民族对知识产生了严重的认知障碍，对知识的载体知识分子丑化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有了小平对高等教育制度的迫切改革，“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现在回头看，多抢出来的那一年，意义非常大。从中央到地方，哪一级别的官员不是高等教育改革的受惠者，如果这个时候台上的是张铁生和那些造反派，中国会是什么样的格局？还有往美国派遣留学生，当时无数人反对，认为那边是资本主义的大本营，花花世界，我们的精英送过去就回不来了。

的确，有很多人没有回来，但小平坚信，当国家越来越强大的时候，他们终归会回来的。果不其然，越来越多的归国学子为中国的科技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如今回过头来看，哪有什么高深莫测，无非是对常识的尊重与坚守，再加上过人的胆魄罢了。

(3)尊重人性与尊重常识，九九归一，最后自然就会顺应规律

规律是什么？2000多年前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家管子说的已经很明白了，“衣食足而知荣辱、仓廪实而知礼节。”

用邓公的话来讲：发展就是硬道理。用“十九大”的报告来说：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是当今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就是人性、这就是常识、这就是规律，一切改革的肇始与归依，也都应当如是。

3

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

除了对人性与常识的尊重，和对规律的顺应。小平在具体工作中最大的优点就在于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实事求是。

他深知治大国如烹小鲜，作为领导人，最忌讳的就是事无巨细，往上管天管地，下管鸡毛蒜皮。他像一个老成持重的观察者，重复发挥群众的创造性，遇到新鲜事物，先放一放，看一看，成功的经验推广到全局，失败了总结教训。这是改革开放探索当中最低成本的玩法。

推动广东早期改革开放的任仲夷用的也是这套工作方法：先斩后奏、边斩边奏、斩而不奏，改革总是从违法开始的，很多事情可以先去探索。永不探索、永不走路、永不摔跤，这是极端教条主义的做法。探索肯定会摔跤，摔了跤站起来接着走就行。

对于这套工作方法，我总结起来就是三句话：“逼出来的改革、放出来的活力、摸出来的市场”，可以说它几乎贯穿了40年的每一个阶段，特别是重大的危机阶段。

有人批评小平不懂创新，其实领导者根本不需要创新，毛泽东说：“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再伟大的人也只有一个脑子想问题，他做的无非就是判断和承认，好的东西承认并推广，不好的吸取教训就够了。

还有人批评小平“摸着石头过河”，没有一套完善的制度设计，这更是无稽之谈，戈尔巴乔夫设计了一整套理论，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全部都设想好了，被很多中国的知识分子奉为圭臬，甚至用来攻击邓小平的“土鳖”法子，结果如今的苏联已经灰飞烟灭，而中国正在一步步走向崛起。

所有的改革都只能一边摸索、一边学习。小平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但他只做方向性的设计，改革不同于修桥盖楼，没有事前设计好的图纸，必须“走一步看一步”和“摸着石头过河”。

只要大目标不变，长计划短安排，在实践当中随时的调整修正，大方向就不会出问题。所以与其说小平是“总设计师”，我更愿意称呼他为“总舵手”，实事求是，把握方向，随时调整。

讲两个我直接或间接参与的故事吧。

改革开放之初，大家还都处在一种前所未有的共识蜜月期，84年国庆节游行，北大学子自发拉开的“小平您好”横幅，标志着邓小平的个人威望达到了巅峰。然而随着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失衡，85、86年开始，共识已经开始破灭，有的人嫌慢了要往前走，有的人嫌快了怕翻车，自由化的浪潮和保守封闭的力量此消彼长，一个政治人物取悦天下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1988年，中国的改革进入了深水区，政治上自由化浪潮泛滥，很多人质疑改革开放的正确性，经济上由于双轨制带来的腐败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政府在物价闯关期间又引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各种矛盾空前尖锐。

当时33岁的我，作为新华社记者在全中国进行了一组大跨度、长时间的综合性采访，其间采访了很多封疆大吏、著名学者，也走访了各地资深的记者，收集了很多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最后写了一份内参，叫《中国走势采访录》，主要讲的是中央和地方的矛盾、沿海与内陆的冲突、开放和改革的失衡。

这份内参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我也因此被请到中南海进行汇报，在汇报中我痛陈了问题的严重性，甚至直言不讳：环境脏了可以用水来洗，人心脏了可能就要用血来洗了。

不到一年，随之而来的政治风波成为了整个中国改革开放史上遇到的最大危机，外部有欧美制裁，内部也处在惶惶不可终日当中，中国崩溃论甚嚣尘上。一个月以后，小平终于走出来了，发表了一次讲话，这次讲话给了所有人一颗定心丸，一下子稳定了军心，稳定了党心，稳定了民心。

现在回头看，印象最深的就是几句话：“这场风波迟早回来的。早来比晚来好”。那种“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大气磅礴和镇定自若，真的太了不起了，中国的很多关键节点没有这么一个伟人，真的扛不住。

在风波结束后，小平也正式宣布了退休，他已经八十五岁高龄，也该去安享晚年了。但是没有想到，他又一次发挥出了人们穷尽想象都想象不出的巨大历史作用。

90、91年，极左力量开始抬头。党内总结教训，认为“放”得太开，导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反击的办法就是搞社会主义教育，甚至要割资本主义尾巴，一些文革时的东西开始复辟，很多企业选择“带枪投靠”。整个中国处于停滞状态。

大概是1991年10月份左右，中央终于开了风波后的一次全会，我看了公告以后，觉得语言老套，波澜不惊，不由有些失望。没想到10月底的一天，社里突然叫我接电|话。我进了采编室把电|话拿起来，原来是新华社总社社长穆青给我打的电|话。

穆青这个人有个特点，非常平易近人，他不摆架子，所以我们都对他很尊重，有的时候也亲切地喊他为“老头子”。

他在电|话里说：“小王啊，我是穆青，我过几天要来广东，主要是对广东进行一次认真的了解和采访，至于写不写和写什么再说，你得陪着我。”

我说：“现在宣传广东不合时宜吧。”

他说不对，最近中央开完全会，这次全会一个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再次坚持和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说这不都是老生常谈了么。

他说：“错了，在此之前的风向是要废除掉这句话，甚至回到老路上去。这次再次重申，非常了不起，就像一辆车在往下滑的时候刹住了。那么另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到底站不站得住？广东的探索到底是不是中国的未来之路？众说纷纭，我作为一个老记者，一定要亲自去看一看。”

现在回头来看，穆青同志真是有着极高的新闻敏感度，他和小平几乎是前后脚到的广东，穆青是91年12月中旬来的，苏联解体是12月25号，小平开始南巡是92年1月18号，也就是苏联解体后的20来天。

因为苏联和东欧的剧变，国内的政治局面进一步恶化，很多人也在怀疑红旗还能扛多久，停止改革开放，关起门来稳定意识形态的说法甚嚣尘上。

那个夜晚我至今印象深刻，完成了深圳、珠海特区的重点采访后，我们落脚顺德的顺峰山仙泉酒店小住。那天我和穆青正在讨论稿子，突然接到电|话，新华社广东分社的副社长打来的，他说，我们从珠海到顺德的这五天时间里，小平已经到了广东，而他负责全程陪同。

他还汇报说：小平此行本来是高度保密，但前两天已经被香港媒体泄露出去了。原来是小平去了深圳的锦绣中华参观时，被一个有新闻敏感的香港游客拍到了，这个游客倒头过了罗湖口岸就以10万块港币的价钱将照片卖给了香港报社，这家报纸立刻刊发了头版头条独家新闻“小平南巡”，一下子全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到了广东。

原广东省委副秘书长陈开枝是我的好朋友，他负责整个接待流程。后来我们聊天的时候，他谈到了当时的很多细节。

小平来的时候，其实是带了一肚子火的，一路上接见各省大员的时候都在说：“书记大人们，你们要看就看广东，别学北方那群老爷，还要记住一点，不改革就要下台！”

到了深圳后，小平看到特区翻天覆地的变化，越看越高兴，回到宾馆，老人家却说了一句令人意料不到的话：“那些人尽讲屁话！”直接批评那些肆意非议特区的人。

当时广东省委希望能够借小平来的这股东风扫去原本沉闷的气氛，广东省委请示小平，希望把南巡的事件公开报道，小平话也不多，就说“不开这个口子”，大家也就没什么办法。

但是有关方面还是不死心，当时的省委书记谢非同志和小平的女儿毛毛，认为鉴于香港已经炸营，各界都在议论纷纷，希望穆青同志以新华社的名义向中央打个报告，同意将小平南下公开报道。

我当时在旁边听着很激动，忙不迭的直劝穆青，希望他接受这个建议。没想到穆青足足沉默的抽完一只烟后，才说“唉，谁能做得了老爷子的主啊”。意思就是老爷子自己都说不让发，那谁说也没有用的，穆青是多年的老党员，非常讲原则、讲党性，所以放过了最直接的报道机会。

新华社不公开报道，但没想到被一个老江湖、老狐狸抓到了机会，就是深圳的市委书记李灏。后来我见到写那篇名文《东方风来满眼春》的作者陈锡添，我就问他：“当时新华社广东分社的副社长也在随行，掌握的信息比你还多，为什么你写了这篇名震天下的文章，他却没有写出来呢？”

他说李灏书记当时跟他说，不管能不能报，你都全文记录下来，不要遗漏。

谢非的秘书陈建华也有很高的政治敏感性，为了保密，他亲自去买了一个走私的小录音机，把真实的历史资料抢救了下来。这也从侧面说明当时所有人都措手不及，原来以为只是接待而已，谁都没有想到历史在眼前爆炸，他们都成了历史的参与者。

以往，小平在各地参观时，基本都不说话，但是那次来深圳，他一反平时的沉默寡言，激情飞扬，不停地问，不停地阐述他的思想，“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就是硬道理”“社会主义有市场、资本主义有计划。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不是属于哪一个阶级的，是人类共有的”“谁不改革谁下台” “今天和未来的中国既要防右，更要反左，更主要的反左”……句句都力拔千钧。

从深圳到珠海的船上，小平甚至一口气讲了一个小时，这对于一个88岁的老人而言，无论是身体上，还是精神上，都是巨大的损耗。小平仿佛是在交代自己的政治遗言，也仿佛是他历经风风雨雨后所得出的炉火纯青的判断，中国之命运、中国之未来、中国之道路究竟在哪里，这些问题解答不清楚，他不会有半点懈怠。

中国的历史就在这关键的时候发生了转折，小平南巡之前，仿佛雷暴将至，乌云滚滚，接下来是黎明还是黑夜？谁都说不清楚。小平最后这次四两拨千斤的南巡，“寒凝大地发春华”“于无声处听惊雷”，终于把中国这趟脱轨的列车又推回到正轨上来。

此后的中国围绕着经济建设，几无偏离，成就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发展奇迹，而我有幸成为这一历史节点少数的间接和直接的观察者之一。

回到我跟小平的妹妹邓先群女士所聊的那个话题，小平的长寿可以说得上是“天佑邓公、天佑中华”。如果棋至中盘下棋的人弃盘而走，工程做了一半工程师却不见了，那局面将会彻底无法收拾。

从善如登，从恶如崩，无论小平再伟大，他只能以失败者的形象留在历史上，那真是“倘使当时身先死，一生功过有谁知”了。索性小平用自己毕生的功力，在广东把这盘长棋圆满收关，他也完成了自己伟大的历史使命。

4

尾声

我从大学就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多年以来一直是坚定的唯物主义无神论者。然而越到晚年，我就越倾向于不可知论，前沿物理学理论的探索也印证了这一点，现有技术手段无法观察、无法解释的现象，不一定都是迷信，都是唯心主义。

从逼出来的改革，到放出来的活力，再到摸出来的市场，40年来中国面临无数次危机，稍有不慎就会全盘倾覆；74岁再出山的船长邓小平，更是垂垂老矣，中国很多方向性的抉择却又不得不系于他一身；全世界最杰出的经济学家、诺奖得主、投资天才都一次次预言中国要崩溃，一浪浪的时代红利又推动着中国不断向前，产业链转移、互联网浪潮、消费升级……

40年过去，中国居然就这么走了下来，甚至走到了和“伟大、光荣、正确”的美国直接对话的位置上，仿佛冥冥当中，真的有一种挡不住的国运在庇佑着中国。

如今的中国确实面临着暂时的困难与危机，很多企业家朋友来找我，诉说他们遇到的困难和想要“换船”的打算，我都会告诉他们，困难只是暂时的，我依旧坚定地看好中国。

只要我们不走回头路，不犯颠覆式错误，能够光大邓公的遗产：尊重人性、尊重常识、顺应规律、实事求是，中国的崛起是挡都挡不住的。因为中国从来就不是一个暴发户，所谓的崛起，只不过是历史的回归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