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银行业务下沉，竞争形势加剧；息差不断收窄，利润空间压缩；数字化转型滞后，科技人才短缺……层层重压之下，全国农商银行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困局，有些农商行甚至都发出了“活下去”的呐喊。

近期，银行业三季报披露收官，全国超过1500多家农商银行的业绩究竟如何，或许难以知晓。不过，作为地处全国经济最发达的一线城市的四家农商银行，它们今年前三季度的日子过得怎么样？也许能从它们刚刚公布的三季报中窥之一二。

广州农商行总资产跌出万亿门槛

近期，一线城市四家农商行的三季报相继出炉。从资产规模方面来看，四家农商行的总资产呈现“三增一减”之势。

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三季度末，北京农商行、上海农商行、广州农商行、深圳农商行的总资产合计为3.63万亿元。

其中，上海农商行和北京农商行的总资产均超过万亿级门槛。上海农商行的总资产位居四家农商行第一，达11163.28亿元，较年初增长5.62%；北京农商行总资产位居第二，为10509.9亿元，较年初增长2.11%。

事实上，此次总资产排在第三的广州农商行，也曾是资产规模超过万亿元的农商银行。

早在2020年末，广州农商行的总资产就已达到10278.72亿元，至今年二季度末，广州农商行的总资产又进一步增至10913.02亿元。

可以看到，彼时广州农商行的总资产规模就已超过了北京农商行今年三季度末的总资产。

但是，仅仅三个月的时间，广州农商行的总资产就跌出了万亿元规模，从今年6月末的10913.02亿元一度减少至9月末的9817.06亿元，三个月减少了1095.96亿元。

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9月末，广州农商行的总资产较上年末的降幅为4.49%。

在四家农商行中，深圳农商行的总资产规模最小，仅为4806.18亿元，较上年末的增幅为7.72%。

两家营收负增长

营收方面，除广州农商行未披露该项数据之外，其余三家农商行的营收数据均已公布。

不过，三家农商行的营收数据也并非增减同步，而是呈现“两减一增”之势。

数据显示，今年1-9月，总资产规模最大的上海农商行创造的营业收入也位居第一，为181.52亿元，同比增速为8.87%。

事实上，作为四家农商行中唯一在A股上市，且营收唯一呈现正增长的银行，上海农商行营收的这一增速也并不算优异。

根据科技金融在线此前报道，A股上市的41家银行中，今年前三季度营收同比增速超过20%的有5家，超过10%的有16家。而上海农商行8.87%的营收增速，也只排在41家上市银行的中下部位置。

不过，相比上海农商行，北京农商行和深圳农商行的营收情况则更加糟糕。

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北京农商行和深圳农商行的营业收入分别为122.29亿元和75.48亿元，同比增速分别为-7.12%和-5.85%。二者营收均呈现负增长趋势。

广州农商行第三季度净亏10亿

盈利方面，四家农商行也呈现出“三增一降”的趋势。

今年前三季度，四家农商行合计创造净利润198.32亿元，同比微增2.9%。

其中，上海农商行的净利润和净利润同比增速均排在四家农商行之首。该行净利润为79.36亿元，同比增速为20.77%。

北京农商行净利润次之，较上年同期增长7.18%至54.82亿元；深圳农商行净利润为37.67亿元，同比增长13.53%。

对比之下，广州农商行的净利润情况则不乐观。今年前三季度，广州农商行实现净利润26.37亿元，同比大幅下降38.1%，是四家农商行中净利润唯一呈现负增长的银行。

如果从单季度盈利情况来看，今年第三季度，上海农商行、北京农商行、深圳农商行均实现盈利，单季净利润分别为29.33亿元、16.76亿元、7.29亿元。只有广州农商行在第三季度发生亏损，净亏损为10.23亿元。

对于净利润的突然骤降，广州农商行也给出回应，其表示，主要原因为：一是集团大幅计提拨备，提升风险防御水平；二是于第三季度加大不良债权处置力度，同步消耗了部分财务资源。

事实上，作为港服上市公司，广州农商行已为回归A股准备多时，此次业绩的突然骤降，也为该行上市蒙上一层阴影。

另外，近年来，广州农商行还传出多位高管相继落马的消息。比如，2019年8月，该行原党委书记、董事长王继康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2020年4月，该行原党委委员、行长助理吴海峰涉嫌受贿罪、行贿罪被提起公诉；2020年7月，该行原党委委员、副行长、首席风险官彭志军因涉嫌受贿罪被逮捕。

多位高管的被调查、起诉，也对该行未来战略的实施和业务的发展带来较大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