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因为近年来全社会都不再像以前那样通过开放、创新驱动，导致越来越多的家长在恐慌情绪之下提前布局，不惜大量投入子女教育，以便未雨绸缪为他们的未来争取一个稀缺的名校资格，教培产业才达到畸形繁荣的程度。

本文由无冕财经原创发布

作者：维舟

编辑：陈涧

设计：岚昇

实习生：罗婉儿

最近网上流传着这样的段子：某教培机构给家长打电话，说正在招体育项目的暑假班，家长却不敢报，担心这会不会违反当下国家规定的“双减政策”（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减轻校外培训负担），得到的回答是：“放心，我们绝不会违规，体育课不属于学科类，但我们的体育老师是数学系毕业的。”

像这样的黑色幽默，往往能以一种曲折含蓄的方式，点明人们的现实处境：教培行业遭遇空前寒冬之际，机构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而作为消费者的家长，既有正常的需求，又得借助合法的名义作为掩护。

教培的原罪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事，当然是因为日前出台的一纸文件，针对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严格规定：校外教培机构不得占用节假日组织学科类培训；依法依规严肃查处教师校外有偿补课行为，直至撤销教师资格；坚持校外培训的公益属性，将此类培训纳入政府指导价管理，坚决遏制高收费；但最厉害的，则是各地不再审批此类机构，现有的则统一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一律不得上市融资，严禁资本化运作。

很显然，在这种情况下，义务教育阶段（幼儿园起12年，即K12）的校外教培机构的业务开展时间大减，主要业务范围大大收缩，市场规模缩水，更重要的是无法再融资发展。受此重创，以新东方、好未来、高途等头部教育机构为首的中概教育股的股价急速下泄，一夜之间跌幅近60%，其惨烈程度前所未有。70万教培机构、1000万从业人员霎时间面临一个“最寒冷的夏天”。

也有很多人为此叫好，尤其是近些年来，中国家长都苦于一种“军备竞赛”式的内卷之中，当每家的孩子都去补课时，你就算不想补也只能硬着头皮跟进，付出多少钱倒还在其次（为了教育，中国家长一向很舍得花钱），关键是在精力上不堪重负。还有人相信，这种“花钱就能买到”的市场化教育，违背了教育本身的公平性和公益性，并需要为现在层出不穷的精英化教育所制造的社会焦虑、乃至随之到来的阶层分化负责。

▲为了教育，中国家长一向很舍得花钱。图片来自网络。

在这样的认知中，仿佛在教培行业的兴起就是一个“失乐园”的过程：早先的年代根本没有什么校外补习，既不用花钱也不会焦虑，完全是由于校外培训的兴起，才额外地加重了家长和学生的负担和焦虑，造成了当下的诸多社会心理问题。更有甚者，它失去了教育的“本心”，真正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教育本身，很多培训班的操作都是为了完成公司内部的KPI而非学生的长期健康发展，是出于资本的逐利动机——这就是它的原罪。

然而，这种看法忽视了一点：校外培训说到底是一种市场行为，它在本质上并不具备强制性，如果没有这样的需求，就很难凭空产生。简言之，“内卷”是根，教培只是果——首先是因为近年来全社会都不再像以前那样通过开放、创新驱动，导致越来越多的家长在恐慌情绪之下提前布局，不惜大量投入子女教育，以便未雨绸缪为他们的未来争取一个稀缺的名校资格，教培产业才达到畸形繁荣的程度。

教培行业有问题吗？确实有。毕竟全社会的教育都在内卷，都一路卷到幼儿园乃至娘胎里去了，教培原本就是借助着这种心态快速起来了，岂能例外？何况在这样的快速发展过程中，难免市场规则还不完善、人员资质不全，一时泥沙俱下，要说有“乱象”，那是肯定不少的。

正因为此，必要的监管是需要的，但把它一棍子打死，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因为校外培训的兴起，本质上既不是这个行业本身、也不是资本所能驱使的，现在的做法其实是让这个数百亿规模的行业当了替罪羊，却仍然治标不治本。这就像炒股中难免出现各种“乱象”，这可以通过落实规范和监管，精细化管控，但由此把股市关掉，这就是另一回事了。

事实上，这种忧虑情绪已经体现在市场上。自“两减政策”出台后，不仅教培行业的股票在跌，连不相关的美容、酒类等行业都在跌，大盘一天就跌了2.34%，因为这并不只是教培一个行业的问题，而涉及到如何对待市场经济。用那个著名的脑筋急转弯来说，“树上十只鸟，开枪打死一只，还剩几只？”

试想想，一个行业在年初还形势一片大好，数十亿的资本、几万的员工扩招、央视春晚植入、疫情期间免费网课、女排代言，几个月后突然就没得玩了。有印象的人还记得，两票制的时候，医药公司的处境也类似。如果没有一个稳定的市场环境，那势必带来的演化路径就是炒短线、随时灵活应变，这当然又无法激励企业家深耕某一领域，只能“持续拥抱变化”，“各领风骚三五年”。

为什么还需要教培？

在市场化的过程中，其实每个领域都面临类似的问题，教培行业只不过有其特殊性：很多人认为它根本就不该市场化（教育和医疗也确实是改开时唯一未触动的两大板块），即便勉强开了一道口子，一旦出现什么问题，触发的社会观感也尤为强烈。但这都是可以“摸着石头过河”的，真正需要的是厘清边界，界定清楚校外培训在教育中所扮演的角色。

现在，红线已经划下，教培机构也只能面对现实，积极转型。即便现在掐死了校外培训，但市场需求其实却还在——家长们可不甘心就此放弃望子成龙，升学压力不变，名校资源也依然稀缺，如果能让自家娃成绩提升，为什么不？

正因为此，现在普遍的预计是会涌现出大量一对一上门的私教，承载原本教培机构的作用。事实上，这样的现象已经出现了，安徽屯溪就有家长举报，有教师违规在课外办补习班，不少孩子进进出出。这不难理解：既然这样隐秘的私教要冒更大风险、收更高学费，那么对于没能让自家孩子去读的家长来说，为确保拉平，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让你们也玩不成。

既然正式的渠道不被允许，那就只有化整为零的非正式渠道。可想而知，像这样单独一对一上门的校外培训费用会比以前贵很多，游走于灰色地带的家教介绍所也将在新的生态中涌现，成为高学历私教进入中产以上家庭的秘密渠道。与此同时，虽然禁止机构培训，但没有、也无法禁止个人去向国外机构买网课服务，因而个人外籍私教也仍有机会生存。

市场会自发调整、因应政策变动，因而要成功落实，必须考虑到市场环境本身的复杂性和演进路径。“减负”在各地早就实施过，但上一次却并不成功：我一位北京朋友回忆，1990年代末他读小学五六年级时，整整两年，学校响应减负号召，由百分制改为优良中差+不公布成绩不分数排名，最后变成上课看课外书、学生给老师打分，小升初取消升学考试改电脑排位，结果考上好学校的全是交钱上的，一进初中又变成疯狂补课、看分数。一时的战术调整无法改变“考试就是战争”这一大环境。

这些年来，教培行业原本就是作为对正式教育体制的补充、辅助而逐步发展起来的，也承担了一部分家庭教育、学校教育所无法完成的功能。去年疫情之后，我也曾在第一线做过多次教育访谈，和校长、老师、家长、孩子对谈，给我的印象是：对很多家长来说，这些校外教培机构是他们没有办法之后的一条出路，他们往往是头痛于孩子的成绩或表现，但自己又限于学历或精力、学校又管不过来，指望能在这里得到一个解决办法；而这些教培机构也有动力做好，因为它们如果不能证明自己能给孩子提升成绩，家长就不会再交钱把孩子送过来。

▲此次打击，新东方首当其冲。图片来自网络。

当然，在“双减”之后，至少在非节假日，这些学科类的校外培训仍可以进行，也仍能扮演正式教育的辅助角色，也仍能研发相关的技术来提升学习能力，但鉴于它被设定的公益性质，原有的那种市场竞争动力已经失去了。从行业的角度来看，这是最令人遗憾的地方：如果加以有限的精细化管理，我们本来有望既免去市场化的坏处，又得到市场竞争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