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同源自乐家，但却不断“游走”于各部门整改名单。

花朵财经原创

北京同仁堂由乐显杨于1669年即清康熙八年在北京创建，彼时，大明已亡。

1723年雍正元年北京同仁堂开始供奉宫廷，历经三百年，地位尊崇。“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炮制虽繁必不敢减人工”一联脍炙人口。

但是，还有一家更早的同仁堂？

在天津同仁堂网站上有介绍说，天津同仁堂起源于公元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是中国最老的中药企业。

这是怎么回事？

如果天津同仁堂偏安一隅，姑且可以当做是山寨同仁堂，如今天津同仁堂也要上市，可是A股已经有一家同仁堂了，怎么相处？

原来，创办同仁堂的是乐氏家族第四代乐显杨，祖辈为游方郎中，乐显杨进入清朝太医院为官后，接触大量医书，结合祖辈医术创办了同仁堂。尽管牌匾落款是康熙八年，其实之前就已经有药铺经营了，只是没有正式牌匾。

1723年，雍正钦定同仁堂为御药房供奉，乐家与同仁堂风头无两。但是面子虽有了，但成本却要自己承担，面临药材涨价、垫付货款，同仁堂又不敢对宫廷涨价，算下来其实是亏钱的。随后一场大火更是让同仁堂陷入困境，无奈之下，同仁堂由官方出面招商接办。接办人使用乐家老铺招牌，乐家以铺东名义收2分红利。

这时，乐家的女婿——张益堂出面接办，形成乐家当铺东、张家当药商的局面，但仍然没有扭转亏损。于是，乐家第十代乐平泉不得不对外招股，张益堂抓住机会入股乐家老铺，开始统领同仁堂经营、并分管制药。

到了道光二十三年，乐平泉将同仁堂收回自营，迫使张益堂从北京同仁堂退股，到天津另立门户，开始经营“张家药铺”，作为北京同仁堂在天津的代理商。1852年，张益堂将“张家药铺”改名为天津同仁堂。

到了民国，因为品牌问题，北京同仁堂和天津同仁堂打起了官司，天津同仁堂败诉。但因为张益堂是乐家女婿，两家曾经共患难，所以判决天津同仁堂可以使用“天津同仁堂合记”名称，大概因为合记相当于股份公司，就不是乐氏独家，也就不算正宗，同时要求天津同仁堂不能再销售北京同仁堂的药，也不能使用北京同仁堂的商标。时至今日，两家没有相同的药品，商标也不一样。

建国后，北京同仁堂收归国营，红红火火。天津同仁堂收归国营后，却因为经营原因不得不进行国企改制。现在的主人已经与张益堂一家毫无关系，其实际控制人张彦森做了多年的杂技演员，90年代开办餐饮公司。利用国企改制的机会，张彦森家族不仅拿下天津同仁堂，还拿下天津狗不理包子资产产权。同时乐家老铺（北京同仁堂）第13代传人乐笃周创立的宏仁堂老字号也被天津同仁堂收入囊中。

2017年，在全国政协双周协商座谈会上，天津同仁堂的老板张彦森表示，北京同仁堂与天津同仁堂两者同根同祖，都来自乐家老铺。同在现场的北京同仁堂董事长梅群表示，天津同仁堂也可以开。

以2017年的数据看，天津同仁堂的收入不到北京同仁堂收入的1/20，但净利润却是北京同仁堂的近14%，利润率比北京同仁堂高多了，2017年天津同仁堂毛利率79.46%，而北京同仁堂毛利率在48%左右，看起来，北京同仁堂不仅大度，走的也是薄利路线，相对要厚道的多。

如今天津同仁堂的主要收入来自肾炎康复片、血府逐瘀胶囊和脉管复康片，三件产品的收入占到80%以上，毛利则超过90%。与北京同仁堂广开分店不同，天津同仁堂99%以上的收入来自经销模式，先批发给经销商，再由经销商卖到医院或药店。

2017年天津同仁堂净利润1.39亿元，但推广费就有2.22亿元。

如此大力度的推广，却因违法和虚假广告宣传而多次被监管部门列入通报名单。包括冠脉通片、风湿寒痛片和同仁堂延寿片。

例如，2016年，国家食药监总局指出，冠脉通片等6起广告宣传内容均含有不科学的功效断言，夸大宣传治愈率或有效率，利用患者形象做功效证明，误导消费者，危害用药安全。不过，天津同仁堂随后发布声明进行了否认，此后没有下文。

2016年5月，海南食药监局则因为天津同仁堂的冠脉通片等7个产品利用专家为产品疗效作证明、擅自扩大功能主治和适应症范围、欺骗消费者等原因，依法暂停冠脉通片等产品在海南省销售。

同时，广电总局则点名天津同仁堂的风湿寒痛片广告违规，要求全国各广播电视播出机构需立即停播。

但上述事项在天津同仁堂招股书中鲜见提及。

2020年7月，国家药监局发布的《关于25批次药品不符合规定的通告》显示，标示生产企业为天津同仁堂的元胡止痛片，被检测出含有金胺O。随后药监部门要求企业进行整改。

尽管本次天津同仁堂拟上市融资，但近几年天津同仁堂却大手笔分红，2019年度“10股派现13元”，2020年半年度“10股派现9.1元”，累计分红超2.4亿元。

所以天津同仁堂不仅让患者困扰，如果上市成功，投资者估计也会大呼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