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市场的殷殷期待中，央行在9月终于放出了“全面降准+定向降准”大招，释放长期资金约9000亿。有些朋友可能已经注意到，今年以来央行已经实行了3次降准动作（包括全面降准和定向降准），而近十年来央行调整法定准备金的次数更近30次之多，反观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央行则很少听说他们在准备金率上做文章的，通常以调整利率为主。

为什么我国央妈这么“爱用”准备金率这个工具，发达国家却对它不怎么感冒？ 

准备金率是什么？

首先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准备金率是什么。准备金是银行存在央行用来应付储户取款需求的资金，最初的目的是保证银行支付能力，防止挤兑等情况的发生。这部分资金包括两部分，一是法定准备金，也就是法律规定必须保留在央行的部分；另外除了法定准备金，银行也可以自愿的把闲钱存在央行，这一部分是超额存款准备金。 

既然准备金最初是用来应对客户取款的，那又是怎么演变成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工具的呢？这就不得不解释一下商业银行是如何来进行信用扩张的。 

举个例子：假设全国就一家商业银行A银行，央行通过A行投放100万的基础货币，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是10%，那么A行最多只能把90万拿出去放贷。不管你贷给了谁，假设他们没有持现金，最终还是得存到A行去，所以这90万还能再放贷，不过扣除法定准备金只剩下81万……把这样的存贷行为推行下去，那么银行总共放出去的贷款就是： 

                 90+81+72.9+65.61+… = 1000万 

也就说，在银行不保留除了法定存款准备金以外的资金，借款人也不持现金这样的理想情况下，10%的法定存款准备金可以派生出10倍于基础货币的贷款。这个倍数就是货币乘数，根据计算方法可以知道，法定准备金率上升，货币乘数就下降，二者是反向变动关系。 

当经济过热，流动性过剩的时候，央行可以提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来降低货币乘数，收紧流动性。当经济增长乏力，信贷疲软的时候，央行则可以降低存款准备金率来扩大银行可贷资金的规模，达到信用扩张的效果。

外储狂飙的岁月，提升准备金率成 “冻结流动性利器”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不论是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还是我国的基础货币的投放都有大幅的增长，特别是日本，截止2019年二季度基础货币相比2007年底增长接近6倍。但我国的基础货币规模的增长和欧美日的路径是完全不同的。 

中、美、日、欧基础货币增长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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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后，传统的货币政策基本失效了。为了刺激经济，欧美日的央行开始展开了数轮QE，购买了大量的资产，也导致了基础货币的大量投放。而我国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国际贸易火热，外汇储备大幅飙升，在当时的结汇制度下，由外汇占款被动投放了大量的基础货币。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对冲过剩的流动性，防止出现恶性通货膨胀等问题，央行除了发行央票来回收流动性之外，还不断的提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来“冻结”流动性，巅峰时期我国大型存款机构的法定存准率超过20%。

2014年以后，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外储已经告别了高增长时代，甚至规模从高峰逐步下滑，经济增速也调速换挡，超高的法定存准率已经没有必要。因此，央行开始慢慢“解冻被”高法定存准率“冻结”的流动性，频繁调降准备金率来弥补由于外储下滑而损失的流动性。目前，我国的平均法定准备金率仍然超过10%，在发展中国家中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因此，我国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的空间是比较充足的。

反观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上世纪70年代后，由于经济增长和信贷扩张趋于稳定，法定存款准备金作为货币政策工具的重要性逐步下降，许多西方国家的存款准备金率都一降再降，目前欧美日的平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都在3%以下。而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瑞典等国家索性就没有存款准备金要求，也就无从谈准备金率的调整了。

欧美日普遍陷入“流动性陷阱”，调节法定存准率效果不佳 

除了缺乏调整的空间，欧美日流动性现状也使得调整法定存准率效果不会太好。 

在上文介绍存款准备金率的时候就已经提到，总准备金率由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超额存款准备金率（超储率）组成。虽然欧美日等国家目前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较低，但是总的准备金率并不低。美国和欧元区的总准备金率和中国的比较接近，都在12%左右，而日本的准备金率竟然超过了30%。 

为什么欧美日总的准备金率这么高？因为超储率高！在经济增长乏力的情况下，信贷需求疲弱，银行的超额储备金并没有拿出去放贷形成信贷增长，而是“闲置”在了央行的账户上。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便下调法定存准率，也不能保证它不会变成超额准备金继续趴在账上。这就是流动性陷阱，它决定了准备金率难以成为欧美日有效的信贷调节的工具。 

中、美、日、欧总准备金率

准备金率下行是趋势 

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存款准备金率是比较带有“权利色彩”的政策工具。央行对银行的准备金通常是不用支付或只需支付很少的利息，对传统商业银行吃利差的业务模式肯定有着负面影响。同时，准备金最初用来保证银行清算支付能力的功能也已经被更有效的指标取代了，比如《巴塞尔III》中的资本充足率等。因此，发达国家保持较低的法定存准率是合理的。

而许多发展中国家往往受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较大，如果全盘使用利率这样的价格型的工具，很可能会造成国际资本的巨幅波动，从而引起汇率的波动。为了保持汇率的稳定，发展中国家通常还是会保持相对较高的法定存准率，留出通过准备金率来调节货币的空间。

展望未来，随着我国信贷增长趋稳，在国际资本没有出现大幅流入的情况下，法定准备金率仍然有下台阶的空间。同时，为了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并防止释放的流动性进入房地产等国家严格限制的板块去，估计全面降准搭配定向降准依然会是比较普遍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