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母校已经不叫原来的名字，改名为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但是，西安冶金建筑学院的名号，早已深深地印刻在我的心中，融化在我的灵魂中。尤其在高考季到来之际，一定又有许多新鲜血液要补充到母校，成为母校传承的新的基因。

西安冶金建筑学院并不是我参加高考后录取的学校（不是所谓的“第一学历”），而是参加工作后的第三年，亦即1985年再继续深造的学校。那时，我们已经拿到了中专毕业文凭，且留校工作了三年，学校为了帮助我们这些留校生提高文凭、充实知识，就让我们参加了冶金部的考试，从而进入西安冶金建筑学院深造。我们进的是管理系，学的是建筑预算管理专业，当时非常热门的一个专业。

我们一行四人，三男一女。由于都是工作之后再重新参加学习、提升学历的，因此，我们四人在班上，除了来自新疆的一名同学外，年龄都是最大的。班长老大哥，年龄更是46岁，刚好是我们的两倍。

班主任在“钦点”了班委和小组长之后，班长给我安排了一个职位——“信使”，亦即每天给班上的同学取信、送信。别看这“信使”，任务还挺重。一方面，大哥、大姐同学，有的结婚时间不长，有的生完孩子没多久就来学习了，有的孩子才三、五岁。特别是大姐同学们，盼望家信更是望眼欲穿。很多同学收到家信、特别是看到孩子的照片，都会泪水直流；另一方面，宿舍和信箱分属东西两个校区，来回要走近半个小时，每天一趟是必须的，有时候要跑两趟。好在我经常跑与信箱不远的阶梯教室和图书馆，因此，也能少走不少路。

虽然我们是工作以后再参加学习的，由于工作时间不长，且中专只有两年，因此，我们的年龄也比本科生大不了几岁，有的四年级的本科生年龄还比我们大呢。因此，很快地，我也与本科生们融合到了一起。首先融合的是文学青年。由于从小喜爱文学，读中专的两年、留校的三年，都非常用功地写文学作品，也发表过一些文学作品。自然，到了大学后，不可能不与文学社的同学们打交道。

文学社的同学们见我是工作后再来上学的，显得更加客气，加上自己已经发表了一些文学作品，也就更让他们对我格外尊重。因此，很快地，我也就与他们打成一片。文学社的活动挺丰富，校团委对文学社很支持，专门拨出经费给文学社搞活动、编内刊、请作家开讲座。当时在西安的很多作家都被请到学校来开讲座，每次讲座，都是人满为患。

与本科生融合的第二个平台，就是学校的合唱团。学校要参加陕西省高校大学生合唱比赛，在全校选拔合唱团队员，我也报了名。选拔的老师是从西安音乐学院请来的，姓周，一位标准的男中音。多少年后，还在电视上看到他演出的身影。报名参加选拔的同学很多，上午9点开始，我等到快11点才有机会试唱。不过，我只唱了两三句，就被周老师打断，说我通过了。且告诉我，先不要走。待上午的选拔结束，周老师对我说，你的音色非常好，唱歌也有一定基础，愿不愿意跟他学，每周三次，到他们学校。那时的我，不知怎的，没有答应。现在想想，有点可惜。

记得合唱团练的第一首歌是《太行山上》，比较难唱，但非常好听。这首歌，也是后来拿第一名的主打歌。比较遗憾的是，在参加大学生合唱比赛时，我正好在外地实习，没能参加。据合唱团同学讲，周老师还特地问到了我。

在一次管理系组织的活动中，作为主持人之一的我，“攀”上了被邀请参加活动的雷副校长，并留下了他的通信地址。雷校长教授管理心理学，毕业后，曾经多次与雷校长通信，计划写一本管理心理学书。很遗憾，看了几本心理学的书后，心里很不舒服，有一种被带走灵魂的感觉，放弃了。这件事，一直搁在心里，总觉得对不起雷校长。实际上，那时已经把提纲都准备好了，只是自己的心理不够强大，没能完成此项任务。

当然，在学校，也做过一些出格的、产生不好影响的事。有一天，与几位大哥大姐外出看电影，回来晚了，大门紧锁，就爬墙进校，结果，被保卫科逮个正着，弄得动静很大。第二天，保卫科要找我们去谈话。不知道怎么回事，此事被系里的王书记知道了，他跑到保卫科发了一通火，还警告保卫科，如果我们当中有谁被吓着了，要找他们算账。王书记是一位老资格，保卫科只能“是是是”。就这样，在王书记的“护头”下，这场风波也就结束了。

两年时间真的很快，尤其在愉快的校园生活中，过得更快。但是，两年中，带给我的快乐和愉悦，却是永远印记在心间的。母校慈祥的面容，好像一直在说，回来看看。是的，回去看看。中间确实回母校看过两次，但都因为工作需要，没有能够很长时间停留，但看到当年的宿舍还在，心里就觉得很暖很暖。我们住一楼，楼上是环境工种系的本科生。想必，他们也和我一样，已经退休或接近退休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