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石头

那可能是史上最糟糕的「创业」环境。

「市场」和「客户」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失。在一百年前的中国,城市居民的平均寿命是 40 岁,比几十年前的清朝还少 15 岁,国家平均每年有 451 个县遭灾,每 864 人只有一个能完成今天意义上的「义务教育」;

也没有「政策」的福音。军阀混战让宪法和元首如走马灯一般轮换,也让政令成为废纸。还保持着商业流动的十里洋场,被切割成了一地一治的租界,买办、黑帮像遍地生长的野草,密探、军警四处围猎「创业者」;

「对手」还格外强大。经统计,全国一度有 300 多个政治团体,印着墨香味儿的报纸、杂志伴随着各类宣言、口号层出不穷,报童短暂间隔的吆喝声里,一个政治团体可能就悄悄消失了;

何况,这条「创业」之路还没人真正成功过。从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到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的变法维新运动,再到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革命政府的创立,一茬儿又一茬儿的「创业者」轰轰烈烈地登台又快速落幕。辛亥革命失败后,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正式破产,北洋军阀带来了分裂,也留下了复辟帝制的丑剧。

这正是电影《1921》的背景,一个初生政党所面临的真实处境。

或者,用「创业环境」来形容它更为贴切。「创业」是热血的,陈独秀登高一撒《北京市民宣言》,就能换来成百上千的北平学子振臂响应、静坐示威;「创业」也是真实、残忍的,那个年代的「创业」,失败就意味着可能搭上数以万万计的生命。当然,这其中包括「创业者」自己。

电影《1921》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01 历史的拐点:从「报时」走向「造钟」

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可以从容地对辛亥革命「创业失败」的原因进行总结。

比如缺少明确完整的反帝反封建的纲领——「市场」策略出了纰漏;比如没有广泛发动人民大众——没有找准「客户」;或者没有形成能领导革命的先进的、坚强有力的政党——「公司」体制也出了问题。

但在一百多年前的《1921》里,那是离「成功」最近的一次,人们只来得及隐隐抓住一些东西。

一些知识分子看清了社会革命不过是「皇帝换过大总统」的戏法,盼望新的思想、主义来拯救水深火热的旧社会。「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五四运动又给添了一把火。从北平的学府开始,一场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风潮开始从象牙塔向外蔓延,北京、上海、长沙、广州……星星之火发出了微弱光亮。

李大钊先后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他说十月革命是「二十世纪世界革命的先声」。先锋思想一呼百应,一大批知识分子与进步人士很快聚集在一起,陈独秀、李达、蔡和森皆在其列,全国各地类似学社也如雨后春笋。「创业」根基已见雏形。

但和之前「创业」团队截然不同的是,李大钊、陈独秀等并没有着急以个人的号召快速掀起革命,他们想做一件更重要的事。

李大钊公开呼吁创建工人阶级政党:「中国现在既无一个真能表现民众势力的团体,C 派(共产主义派)的朋友若能成立一个强固精密的组织,并注意促进其分子之团体的训练,那么,中国彻底的大改革,或者有所附托!」

陈独秀也在 4 个月后强调:「研究马克思主义现在已经不是最主要的工作,现在需要立即组织一个中国共产党。」

在《1921》里,这变成了一个集体性的行为。上海的李达、李汉俊,湖南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乃至远在海外的周恩来,或在海外餐厅挥斥方遒、或在租界「新学校」低声密谈,所有人的念头出奇地一致。

无怪乎如此。「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后,各地党组织一茬茬冒出。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是在秘密情况下进行的,所以一度没有统一名称,早期党组织成员的人数更是长期没有定论。

更为重要的是,没有纲领、没有建制、也没有策略方向,中共一大的召开就此变得天时、地利、人和,板上钉钉。

回头看百年前这段历史进程,会发现这短短几年间的变化,是中国知识分子在「报时」和「造钟」之间的一次超前思辨,也是对百年后的风口「创业」一次隔空呼应。

这两个概念来自 1994 年。美国管理学家詹姆斯·柯林斯在《基业长青》一书中,曾这样描述两种能力:拥有一个伟大的构想,或身为高瞻远瞩的魅力型领袖,好比是「报时人」;建立一家企业,使公司在任何一位领袖身后很久、经历许多次产品生命周期仍然欣欣向荣的,好比是「造钟人」。

「报时人」更依靠于个人超凡的能力,「造钟人」更期望构建卓越的组织力。这个比喻也揭示了个人能力与组织力对企业长远发展的不同影响。

《1921》着墨于中共一大的深层原因也基于此。1921 年前,那些响当当的名字和各类学社一茬茬地冒起,进步的「报时人」和不同的主张遍布中华大地。但 1921 正是那个重要的拐点,「报时人」涌向「造钟」,他们期望用制度、文化和组织的力量,「组织一个打破一切界限的联合」。

只有这样,才能发挥真正的力量。是的,1921 年这便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一群思想旗帜的先锋「报时」人,到拥有完整纲领、文化基因「造钟」政党的演化。

02 散沙用石灰和水一掺和,就能粘在一起

无论是一百年前的革命创业,还是当下的商业社会,一场「创业」的开端必定都和一位报时人有关,但故事的走向往往会因为报时人接下来的选择而发生不同。

无论是李大钊还是陈独秀,亦或者其他「报时人」都很确定,中国共产党在 1921 年的夏天,需要的是为这个正在秘密壮大的组织敲定纲领、建立体制、落实行动、攒紧人心。

思想和灵魂的一致性更需要这场大会来检验。于是,在《1921》里,会发现日后成为叛徒汉奸的陈公博和周佛海,一个住着华丽的酒店、陪着太太欣赏租界的时髦洋装,仿佛来上海只是一次再普通不过的新婚蜜月;另一个甚至因为贪吃冰淇淋而闹坏肚子,直接错过了一大。

无需把坐标放大,就在同一栋小楼的另一个房间,深夜依旧可以看到何叔衡久久不息的台灯,和他回忆参加清朝科举、给太后下跪时的那句——「如果读书人不准抬头做人,是何等的悲哀」。

镜头再拉长一点,年轻的毛润之不小心混入了法租界庆祝国庆的法国人群中,那是一个盛大的节日,烟花满天,恢弘的法国国歌从耳边一阵阵传来。他羡慕,但很快变成了沮丧,然后,那个年轻人在深夜空旷的法租界狂奔起来。

是啊,这里明明是中国。

当这些决心和信仰被收拢到一大,收拢到上海法租界望志路 106 号那间不足 10 平方米的客厅时,收拢到嘉兴南湖那条平凡的小船船舱里时,改变占人类五分之一人口前途的标志性事件,发生了。

会议首先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党纲第一条即「我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党纲一共只有 15 条,不足 1000 字,每通过一条,船舱里便会响起一阵掌声。

事实上,这场铭记史册的大会,李大钊和陈独秀因为北平教师讨薪和争取教育经费遗憾未能出席。

但在那场辗转两地的大会里,平均年龄 28 岁、最小的只有 19 岁的「创始合伙人」们,还是热火朝天地争论着到底应该组织产业工会、还是继续发动学生、亦或者动员农民,也辨析着阶级斗争里武装、经济和政治三条道路,该何去何从。

路是一点一点辩清楚的,心也是这么一点一点攒紧、焐热的。

这个「创业团队」的根基,在嘉兴南湖雨后的阳光里,真正搭建完成。

这是《1921》要讲的故事,满天星不能一直散着,散着散着就走散了,只有聚在一起,才能成为一团火。

这也是共产党的故事。史料记载,早期共产党骨干发动工人运动时,会在工人面前「做实验」——拿出一张白纸,双手撑着让工人用手指去戳,一戳即破。

两张纸、三张纸,皆是如此。可当变成一大叠纸时,工人把手指都戳痛了,白纸一张没破。

共产党早期骨干邓中夏的话颇有些为 1921 那场大会定调的意味,「一堆沙子是散的,但用石灰和水一掺和,就能粘在一起了」。

03 《1921》如此,商业社会亦如此

善用组织力,而不仅仅依赖个人能力,这正是中国共产党「基业长青」的奥秘所在。对于今天的企业家而言,将企业打造成为一个离开任何人都能高效运转的组织系统,也正是企业做大做强的必由路径。

是的,《1921》用历史的经验讲了一个道理,比「报时」更重要的是及时「造钟」。

这些年,风口是创业者最常挂在嘴边的词。大家生怕错过了风口,没有风口也要带领团队「制造」风口。母猪也可以起飞的风口年代,创业者都想做机会主义者。

对于一家企业而言,风口足够重要,踩中即可乘势而起,但事实是,只有沉下来、建立一个专业且拥有向心力的机制,才能保证基业「长青」。

前些年,微软似乎已经淡出了历史舞台。媒体毫不客气地给第二任 CEO 鲍尔默送上了「一败再败」的刻薄评价——微软错失移动互联网,曾经的蓝筹股持续低迷,市值缩水了一半,站在巨人肩上的「报时人」鲍尔默,为自己的傲慢付出了代价。所有人都好奇,接手的第三任 CEO 纳德拉要如何让大象重新起舞。

答案很简单,去比尔盖茨化,消解「报时人」的权威,为已经足够成熟的微软重新「造钟」。

​他制造的最重要的「钟」,是微软的文化。所有人都知道,四十多年前比尔盖茨创办微软时,电脑还没有飞入寻常百姓家,这个年轻人为这家创业公司描绘了一个足够远大的梦想——「让每个家庭,每个办公室都有一台电脑」。

这个梦想伴随着微软的成功实现了。微软人也膨胀了,认为自己「什么都懂」。但纳德拉看到了这背后的隐患:微软的技术创新其实一直很强,但若要颠覆自己极其成功的商业模式,总会畏首畏尾。

他需要用制度、用文化,让微软改变。在写给董事会的备忘录中,他说:「所有大公司的崩塌都是文化的崩塌,真正的变革依赖于文化的变革。」这个工程师出身的 CEO,鼓励曾经需要证明自己「无所不知」的微软人俯下身,承认不足,去学习未知,也拥抱同理心。

「如果将创造新想法的能力和同理心两者结合起来,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力。」他说。

后来的故事不再陌生。微软从上至下地快速凝聚,他们敢于放弃诺基亚业务,也豪赌下注云产业,公司一度重回全球市值最高公司的宝座。

这也是影片《1921》的言外之意。在 1921 年之后至今的百年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遇到过大大小小的挑战与挫折不计其数,也曾无数次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抉择,而历史的天平最终倾向中国共产党。事实上,无论是向心力、凝聚力还是纠错的能力,都早已在 1921 年的嘉兴南湖和 1922 年的上海埋下伏笔。

是的,要学会用更大的容器来装载企业,那是客观理性的制度、是滚烫的企业文化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