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防控，中国已进入第二阶段，防范输入性风险。3月29日0-24时，31省份新增31例确诊病例，其中30例为境外输入性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这让输入性疫情防控的风险陡然加大，中国各主要口岸都感受到了来自境外的压力。

疫情对社会和经济的冲击，早已为中国和世界所担忧；输入性风险会否导致中国出现第二次疫情暴发，更是让各方担忧。尤其是，我们的经济，又要付出多大的成本和代价。不管您是企业家还是普通投资者，甚至是普通消费者，您都在关心着世界经济形势和中国经济走势，也在关心着中国经济的恢复和复工复产，还关心着是否已有投资机会。近期，《国际金融报》就这种种问题，分别问计于专家学者。本期独家专访的学者是，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执行院长、金融学教授钱军。

全球经济是否衰退取决于中国及亚洲经济恢复和欧美疫情防控。

《国际金融报》：钱老师您好，我们是老朋友了。感谢您近些年对《国际金融报》工作的支持！去岁今春，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听说您的团队也一直在做这方面的研究，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如何判断这次疫情对中国和世界经济的影响？

钱军：在今年1月底2月初的时候，我和我们学院科研团队的同事们做了一个基本的判断：在中国，新冠肺炎疫情最快将于3月底基本得到控制。基于这样的判断，我们认为，疫情对于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将主要集中在第一个季度，第二个季度经济开始恢复，下半年，中国经济会有比较快的增长。综上所述，疫情对中国全年GDP的影响是有限的，应该小于1%。

快进到3月下旬，虽然我们对国内疫情防控的判断基本正确，但是，最近一段时间，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各国尤其是欧美主要经济体（事实上是全球GDP最大的10个国家里的9个）都有不同程度且比较严重的暴发。结合中国防控疫情的经验，这些国家要基本控制住疫情可能需要花费比中国更长的时间。在这样的背景下，上述欧美国家的经济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停摆，而且停摆的时间可能比中国更长。

目前，疫情对于欧美国家和全球经济的损失还在估算中，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疫情防控所需的时间越长，对于这些国家经济的打击越大。一些欧美的专家、机构预测，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造成欧美经济停摆的影响将超过2008-09年的那场危机，有可能出现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大萧条时期的严重影响。全球经济今年大幅放缓已成定局，是否会出现全球经济衰退（也就是经济增长小于0），主要取决于中国和与中国经贸关系密切的亚洲国家经济的恢复，以及欧美国家能否在夏季基本防控疫情，让经济开始恢复。

《国际金融报》：美股近日来一直处于过山车状态。您觉得世界该怎么应对？

钱军：此次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影响非常大。我们注意到，欧美大部分国家的经济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停摆，他们错过了疫情防控最好的窗口期；在这方面，韩国、日本、新加坡等亚洲国家表现得比较好。现在，欧美越来越多的国家也只能通过全面隔离来防控疫情，这对经济的打击无疑是前所未有的。

另一方面，金融市场巨大波动，以很多指标来看，欧美的金融危机已经到来。除了疫情对经济的打击外，一些已有的状况导致危机的爆发更猛烈：欧洲经济在疫情出现前已经出现增长乏力，意大利的银行体系风险较高；疫情暴发前美国经济的一些指标（比如就业）不错，但部分企业（比如能源行业）杠杆比较高，股市整体估值偏高；一旦有冲击，特别是疫情带来的巨大不确定性，就会导致金融市场的恐慌。

经济学家们已经意识到，疫情的防控需要全球合作，避免经济陷入长期衰退也需要全球合作，包括全球央行、政府之间信息的互通，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相互协调等。我们知道，任何一个大国采取的极端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都有一定的溢出效应。目前，沟通机制开始恢复，但是协调机制还远远不够，这也是导致市场恐慌的原因。

中国必须防范输入性病例导致的二次疫情暴发；摆脱这轮金融危机需要各国协调与合作。

《国际金融报》：您怎么看待这次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您觉得这次席卷全球的股市暴跌，是一次金融危机吗？

钱军：对中国而言，在疫情基本得到控制和恢复经济活动的过程中，全球疫情的暴发无疑是遭受第二波冲击，即欧美国家经济的停滞所造成的全球总需求在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的大幅下降。如果欧美国家可以在今年夏天控制疫情发展，那么，第四季度全球的总需求可能会出现一个恢复期。除此之外，中国必须防范输入性的病例导致的第二次疫情暴发，因为哪怕是局部性的暴发也会对中国经济的恢复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因此，我们认为，中国经济的恢复不会像之前判断的那么迅速和顺利。在欧美国家疫情暴发前，我们曾经预测，只要中国的疫情得到基本控制，世界各国也没有出现大规模的传播，那么，全球经济增长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但现实情况是，中国上半场，世界下半场，并且下半场的时间可能远超上半场。这将给中国经济的恢复造成不小的压力，更对全球经济带来巨大的冲击。

我们注意到一些欧美国家已经爆发了新一轮的金融危机。虽然目前中国的资本市场相对比较稳定，但是金融体系从来就不是在真空中操作的，危机有传导性，势必会对中国资本市场造成一定影响。如果说，2008年金融危机是由美国房地产泡沫触发的美国金融体系的危机，那么，这一次疫情引发的金融危机是由外生冲击造成的，它的起因和机理也与上次危机不同，故不能通过传统的办法摆脱危机；关键是需要世界各国加强协调与合作，这种合作不仅是在疫情防控方面，在经济复苏、避免更大的金融危机方面也是如此。

一旦全球疫情得到控制，V字型增长一定会出现，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

《国际金融报》：不少媒体和专家都在猜测，中国经济增速会放缓，这一放缓会是趋势线的吗，还是疫情中的暂时应急反应？也有专家认为中国经济会经历一个V型反转，继续强劲运行，您认同这个观点吗？

钱军：这个问题其实是问中国经济是否会出现反转，怎么反转。回答这个问题可以从两方面入手：按照之前我们的评估，假设世界范围内疫情没有出现大规模暴发，那么，中国经济在第一季度遭受重创后，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会逐步恢复，第四季度会出现高速增长；但是，现实情况是，疫情目前在世界范围内暴发，那么，中国经济在第二季度的恢复期会比之前估计的慢很多，不会出现V字型反弹，因为全球的总需求大幅下降，供应链和产业链出现新的断裂，贸易需求大打折扣，贸易渠道也不通畅。

现在的关键是欧美主要经济体什么时候可以基本控制疫情。如果在今年夏天（比如6月底）能基本控制，那么，全球经济可能在第三季度进入恢复期，第四季度进入高速增长期。其中，美国经济的情况要比欧洲稍好一些，因此恢复的速度可能要快于欧洲。如果欧美的疫情在第三季度末都无法得到控制，那么全球陷入经济衰退的可能性就非常大了。

当然，一旦全球疫情得到控制，V字型增长一定会出现，无论是中国经济还是世界经济，只不过出现V字型增长的时间会推迟；前文提到中国经济超过趋势的增长可能会出现在第四季度，世界经济尤其是美国经济的反转可能出现在明年第一、二季度。因此，我们认为，今年全球经济的增长主要看中国以及与中国有密切经贸往来的亚洲国家，尤其是日韩和东南亚国家；即便今年发生世界经济衰退，明年大概率会看到高于趋势的增长率。

现在是复工复产的关键期，疫情得到有效控制是前提，要尽快修复贸易和供应链。

《国际金融报》：最近消息说，武汉市也在逐步解封，从4月8日开始陆续放开限制，铁路、机场等重要交通枢纽。同时，各地都在忙着复工复产。您觉得目前我们已到复工复产的关键期了吗？如何在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之间寻求平衡？

钱军：毋庸置疑，现在是复工复产的关键期。中国的复工复产有两方面任务和责任，一方面，复工复产越快、越全面对中国经济恢复很重要。同时，近年来中国经济也是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火车头”，中国做好了，世界也就会更快变好；另一方面，目前中国是主要经济体中最先控制住疫情的国家，尽快恢复供应链和贸易体系，继续保持进口的需求，也可以帮助其他国家避免陷入经济衰退。

需要强调的是，防控疫情和复工复产之间的平衡至关重要，疫情得到有效控制是经济恢复的前提条件，但更重要的是，不能因为防控输入型案例不利而导致二次暴发。从防控疫情的经验看，一旦出现二次暴发，哪怕是局部暴发，都可能导致全国大部分经济活动陷入再一次停摆。在这疫情防控好的前提条件下，我们要积极推动复工复产。

《国际金融报》：最近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研究部署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重点工作。您认为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抓好经济发展的各项工作？哪些行业受到的冲击更大，又该从哪些方面着手修复？

钱军：当前，最重要的任务仍然是全面、有序地复工复产。我们注意到，一些大中型企业的复工复产比较顺利，而不少中小企业复工复产的困难比较大，因为中小企业挪动一个人或者一台机器的单位成本相对更高；中小企业在产业链整体恢复运营之前也很难快速恢复经济活动。因此，我们在复工复产的过程中，需要特别关注中小企业，比如，采取积极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组合进行扶持，并协调保障人流、物流、资金流的畅通。

另一方面，由于贸易和供应链是一个全球一体化的体系；在欧美主要经济体尚处于停摆之中的这段时间窗口，我们要尽快恢复，保障亚洲贸易渠道和贸易体系的畅通，搭建一个相对比较完整的地区性经贸合作框架：以中国为核心，包括同样在疫情防控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果的日本、韩国和东南亚国家。这个亚洲经贸合作圈既可以为全球防控疫情做出贡献——比如，中国继续开足马力生产基本的医疗救助产品，如口罩、防护服等，日韩与中国一起生产呼吸机等；同时这个合作圈恢复经济也可以拉动全球经济复苏。

《国际金融报》：中国前两个月外贸进出口总额4.12万亿元。您怎么看待外贸数据的变化？

钱军：如果按照之前几次疫情对经济影响的分析，疫情对外贸的影响确实是暂时的，一旦疫情基本得到控制，外贸就会恢复，也不会对外贸结构产生重大、长期的影响。但是随着全球疫情大规模持续的暴发，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此次疫情与最近几十年内暴发的疫情都不一样，首先，它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传播；其次，在没有有效疫苗的情况下，势必要做出巨大牺牲，即经济在不同程度上停摆，才能避免进一步传播导致的伤亡。

因此，之前判断对于外贸的影响是“暂时”的，这个“暂时”的时间段可能比想象的要长。我们现在说，“中国上半场，世界下半场”，但是下半场的时间目前还很难判断，六月底还是八月底，甚至第四季度，现在不确定，因为欧美多个国家至今暴发尚未到峰值，拐点何时出现都不好说。此外，等这次疫情过后，全球贸易和供应链结构，以及地缘政治结构，很可能发生一些长久的变化。

比较微妙的是中美关系。中国应该秉持开放合作的态度，美国的态度也很重要。

《国际金融报》：联合国驻华协调员兼首席代表罗世礼曾担忧，中国经济会受世界经济放缓的反向影响。您觉得中国怎么做才是合适的？

钱军：所谓中国经济受世界经济放缓的反响影响，就是之前我们谈到的对中国经济的第二次冲击，即欧美国家由于疫情暴发出现经济停摆，导致需求急速下降，从而影响中国的外贸；其次，中国在“补链”，欧美和除了亚洲以外的其他地区在“掉链”，这是对中国贸易和供应链的又一次冲击；再者，在金融体系方面，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不可能完全与世界隔离，不可避免受到欧美金融危机的波及。

中国应该怎么应对？如上所述，一方面，做好国内的复工复产；另一方面，尽可能恢复贸易和供应链，短期内，为欧美国家和全球生产防控疫情的物资；同时，加强恢复亚洲经贸圈的联系，进一步降低、消除贸易壁垒，以亚洲经济的复苏带动全球经济的增长，避免陷入全球经济衰退和危机。

比较微妙的是中美关系。中国应该也一直秉持开放合作的态度，不仅在防控疫情方面，也在经贸合作方面，但是世界最重要的两大经济体能够合作到什么程度，不单单取决于中国，美国的态度也很重要。

我们要主动修复之前断链造成的损失，也要做好产业升级准备，依靠科技创新和消费服务。

《国际金融报》：从疫情的应对看，我们采取了一些调整和措施，目前全球也在遭受新一轮暴发。您认为全球产业链会受到哪些影响？我们应该担心产业因疫情而向国外转移吗？我们又该做哪些工作防止出现类似情况？

钱军：如果疫情只在中国暴发，全球产业链短期可能有影响，中长期对中国产生一些不利的影响也是可能的。基于目前疫情在全球范围内暴发，且防控形势不确定，确实可能会对明年甚至更长时间内的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产生一些结构性的变化；而中国作为率先走出疫情危机的主要经济体，可以转被动为主动，稳固并加强我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

上半场中国疫情暴发期间，我们主动停摆了经济，当时，一些欧美国家考虑的是，不能太依赖中国制造，需要在国际产业链上做一些备份，确实也有一些企业这么做了，试图把工厂从国内转移到东南亚。后来发现，这种移动并不容易，因为在中国的发达地区（比如沿海城市），劳动力成本确实不低，但是劳动力的生产率仍然很高。与此同时，还有一些配套设施，比如物流和金融体系，以及营商环境，相较于东南亚和墨西哥这样的国家而言，中国还是有现阶段不可替代的优势。此次疫情暴发的过程给了我们机会，主动修复之前断链造成的损失，进一步加强营商环境，从而保护和维护中国在国际产业链中的地位。

同时，我们也要意识到，一些成熟产业的（部分）转移是大势所趋，就像当年的日本也曾走过相似的道路。短期内，我们能够维护中国制造业在国际产业链中的地位很重要；但是，从中长期看，一些产业的（至少是部分的）转移还是不可避免；这其中有一部分是一些国家决定与中国“脱钩”。因此，我们应该同时做好产业升级的准备。靠什么升级？主要是两方面，科技创新和消费服务，比如，大力发展科技和新基建，包括5G、数字科技、医疗卫生体系等，这些方面的基建做好了，可以很大程度上进一步提升中国的营商环境，并帮助我们完成产业升级。

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应大力发展股权融资和债权融资，推动股权融资改革。

《国际金融报》：3月9日，上海发布26条金融举措支持复工复产复市，将支持与疫情防控相关的优质科创企业在科创板上市。金融支持实体经济，金融支持防灾抗疫，您认为可以起到哪些作用？目前全国各地都出台了类似的举措，您如何评价？

钱军：首先，这些金融政策对支持实体经济、防灾抗疫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金融体系短期内要为实体经济尤其是中小企业“输血”，比如，银行主动延长对中小企业的贷款，且利息不增加，短期会造成银行不良贷款上升，但是只要这个过程不太长，银行体系的风险是可控的；保险行业应该大力推广包括“生产中断险”在内的新产品和服务，帮助中小企业更好的应对风险。从中长期看，国内金融体系的短板比较明显，直接融资渠道少，比如股权融资和债权融资，要大力发展，做大做强。

其中，股权融资最大的改革就是科创板试点注册制。我们注意到，已经有一些很好的医疗和科技企业，在没有稳定的现金流的情况下可以上市，如果发展的好，通过上市融资、再融资可以加速成长；股市要做的事情是继续推广注册制，让更多这类企业在境内上市，这不仅能促进这些行业的快速发展，也能吸引更多长期投资者，包括VC和PE，更愿意投资中国的科创企业和初创公司。

在债券融资方面，中国的银行体系相对比较成熟；要发展未上市的企业和上市的中小企业债券的发行和交易的市场。

新基建可以做，应加入数字经济和科技发展；短期内极大规模的信贷刺激可能会有后遗症，需警惕。

《国际金融报》：目前正在兴起“新基建”。我们统计，仅长三角三省一市公布的用于基建或其他发展的资金就达17万亿。您怎么看待这一现象？您会担心出现“4万亿”那样的后果吗？我们是否该防范？

钱军：我们认为基建可以做，除了传统的“铁公鸡”，这一轮的新基建应该要加入数字经济和科技的发展，比如，5G技术和发展全球领先的数字经济需要的科技基础设施。中国可以通过这一轮的投资加快成为全球领先的数字经济和数字科技的大国，包括线上办公、线上经济活动需要支撑的体系。

第二个基建是医疗体系，现在中国的治疗医疗体系比较强，但公共卫生，也就是防御型的设施和人员相对比较弱。目前，中国医疗体系支出占GDP的6.4%左右，发达国家一般在10%以上；这说明我们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这应该是新基建的主要核心之一。

《国际金融报》：这是否也可以说，类似的“新基建”计划是合适的呢？近期美联储大幅度降息，您怎么看待这一现象？降息对全球经济会带来哪些影响，能够挽救全球经济于水火吗？降息策略又是否是当前中国经济所适合采取的？

钱军：货币政策可以增加市场流动性，相比之下救助实体经济财政政策更有效。中国的中央政府的负债率比较低，利率水平也远高于0，所以财政和货币政策空间远远大于欧美国家，工具也更多。因此，中国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更小，恢复的时间更快；相比之下，欧美国家政策“子弹箱”基本上已经用尽了。唯一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新一轮基建怎么去融资，借鉴2008-2009年的经验，当时4万亿“刺激”，主要是靠新增银行贷款，我们说，短期内极大规模的信贷刺激可能会有后遗症，需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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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股市短期估值比较合理；一旦美国标普股指跌破2000点，将是非常好的投资机会。

《国际金融报》：您可否给我们的投资者建议一下，哪些行业接下来更有投资价值？您怎么看待今年全球和中国资本市场的走向？

钱军：关于投资，从短期看，中国股市的估值比较合理，会有波动，但是基本顶住了欧美市场暴跌、巨大波动的冲击。

另一个需要关注的是美国股市，目前，疫情暴发已经把特朗普上台后的股市红利全部抵消了，最近一个多月股市下跌逾30%。

两周前，我们做了两种判断，一是美国标普股指跌至2400点左右，震荡然后会出现反弹；二是2400点只是半场，之后会持续大跌，直到跌破2000点后再触底反弹。根据目前的情况分析，第二种可能性更大。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疫情防控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政府财政政策的出台不顺利。我们认为，一旦美国标普股指跌破2000点，将是非常好的投资机会，毕竟在美国股市里有很多优质的科技公司，包括一些中国的科技公司，都是非常值得投资的。

记者 卫容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