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星爸爸 

重要的是互相监督

根据《京华早报》的记述，05 年，一个由教育部、中宣部等多部门组成的素质教育调研组在听取了一百多名专家学者、干部和校长的意见，并对比了欧美、东亚以及台湾等地区的高考改革实践之后，完成了《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研究报告》。这份报告第一次提出了“多元化录取的制度”。

在这之前，自主招生制度已经在清华北大等重点学校试点了两年，而再之前的两三年时间里，保送生制度遭到强烈批评，并在后来受到严格的名额限制。这与过去几年来，自主招生因为权力寻租、被商业化把持以及制度本身不完善等内外因素而饱受抨击，最终遭遇严格监管，并主动缩量的命运十分相似。

但在诞生之初，介于传统高考统招和保送生制度两个极端之间的中间政策的自主招生是被寄予厚望的，更是为素质教育提供了一个出口。不过显然，从后来情况的不断恶化，教育部相继发布大大小小的意见、通知，以及今年各大高校主动大幅缩减自招数量的结果来看，自主招生的改革探索即使不能说完全失败，至少也是不及格的。

自主招生实施了十几年，最终面临严管的社会全面指责的结果，成因当然很复杂。这些问题在《政策过程分析：自主招生公平问题的内在机理探讨》一文中，曾经被华中科技大学和武汉大学两位学者探讨过。

从宏观背景看，自主招生是在社会对高考制度进行改革的呼声长期高涨，专家学者主动推进以及早期在上海周边地区自主招生实验取得不错成绩的情况下，以解决眼下矛盾的目的出台的一项政策。

抛开自招在现有环境下有限的好处不说，其不足之处更加明显，没有系统性改革、新老制度并行带来的寻租空间，以及城乡差距下的经济、教育和信息资源不平等引起的各种不公平现象。自主招生只是欧美高校系统中的一小块拼图，显然直接拿过来很难直接嵌入我国以选拔为主的高考体制中。

比如其中最初步的简历获取。持续了几年的哈佛招生案曝出了不少圈内资料，其中就包括了顶尖名校神秘的招生过程，其中有不少内容正好可以拿来对比一下国内自主招生的欠缺之处。

这个被哈佛律师称为“可口可乐的配方”的过程从一开始就由校方主动推动。第一步通常是学校花钱向主导 SAT 或 ACT 的机构购买学生资料，哈佛招生主管在法庭上透露，每年购买的学生资料超过十万份。

对于成绩突出的学生，学校从很早就会向他们发送相关资料，建立第一印象。除此之外，热门高校每年都会收到数万份来自国内外的简历，以及招生人员们会亲自上路，前往自己负责片区的学校物色人选，这个范围包括全国。

在招生组织这方面，国内的自主招生就先落了下风。《政策过程分析：自主招生公平问题的内在机理探讨》中有一个例子，2003 年自招试点后，北京两所重点高校为防止中学滥用初审权而鼓励学生直接报名进行“直选” ，结果 “近万份” 报考材料就超过招生组织的极限，第二年又把权力还给中学。

此外，招生人员的专业素质也令人堪忧。对于选拔专才、偏才的自主招生来说，考生考核的内容不像传统考生那样有标准成绩可以参考，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实施自招的人员还是老班底。而在美国，首先专业招生本身就是一份年均薪资在四万美元左右的工作。其次，众多在校学生和毕业校友也会参与到资料初筛的过程中，由同专业的人来进行第一层筛选，有效率自然不会太低。

哈佛招生的校友审查每年由超过 1.5 万名校友参与，对所有提交了资料的申请人进行评估，再出具报告来对其优缺点进行总结。这一步有点像职业运动联盟的选秀。招生手册规定之细，会对谈话时间、对话方式、地点以及问题语气和类型做出规定，以免使个人喜恶与政治偏见扰乱最终判断。

关于公平性的一点也是值得说道的，此公平并不是说后续过程中腐败寻租而导致的不公，或者因为家庭经济差异和城乡差距导致的学生素质差距，而是制度本身设定所导致的客观不公平性。

在政策过程分析一文中，关于政策宣传分析这点的论述中，作者调查发现，由于自主招生政策宣传的力度不足和通道单一，导致这项新型选拔只能在小范围内被人所知，直接导致了由信息差带来的不公。

例如，文中举例，在自招实施四年之后的 2007 年，调查六个省高三家长发现，“对自主招生政策’完全不了解‘ 的占了 25.2 ％”，甚至 “只有 13.9％ 的中学领导和教师对该政策 ’非常熟悉 ‘。教师不了解或不熟悉招生政策，使学生尤其是身处弱势地区，信息获得能力欠缺的弱势群体获得信息的渠道严重受阻。“

再将这种天然缺陷叠加到权力寻租、地区间发展差距的基础上，弱势地区或弱势群体享受政策的权力就难免被剥夺了。根据《中国高等教育中的自主招生与人才选拔:来自北大、清华和人大的发现》一文，精英高校的自招政策受益者中，城市家庭、重点高中和父母教育程度三个标签非常明显。

这与原本就存在的不公平互相加强，据09 年数据，“在这三校被调查的学生样本中，保送、参加自主招生考试和获得其他加分的学生比例分别为 14.5%、25.5% 和 26.1%”，“参加自主招生考试的学生在三校之外的其他‘211大学’中的比例仅为 7.11%，而在非“211大学”中的比例仅为 3.2%。”

《财经》在《2019 年大学自主招生再念“紧箍咒”》中曾给出数据，2015 年自主招生录取的家长中有 25.9% 是教师及专业技术人员，占比最大，其次是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一般工作人员的 22.3%。一个简单的信息差就能造成这么大差距，更别提后来商业公司、腐败和家庭差异介入后的影响了。

事实上，这种信息差知道现在还存在，一个网友就曾说过，为什么他的孩子没去自主招生，因为“不知道”。

重点高中学生过多的也体现这个政策的一个天生缺陷，在自招中过多本就优秀的掐尖学生，本身不依靠这个政策也能进入顶尖高校，但也走这条小道，变相造成了制度资源的浪费。

那么，一开始就对标的西方高校是怎么做的？

除了从早从小就主动搜罗学生信息，并建立第一印象意外以外，常春藤大学的招生官会主动上路，路线包括全美 130 个学校和 50 个州，每到一个地方就会进行”路演“，告知招生过程和介绍学校情况。根据 2013 年的哈佛给招生人员的手册，每一个参与招募少数族裔本科生的招生官都必须至少去两所初中进行宣讲。

“哈佛对低收入和少数族裔学生会特别关注，也包括来自美国人口稀疏地区的高中生。通过哈佛助学金计划和少数群体本科生招募计划，学校人员和校友会亲自与申请人接触。招生官一对一地通过电话和电子邮件联系。校友会让这些高中生来宿舍住上一天，感受哈佛的氛围。”

当然，自主招生的出发点显然是好的，只是直接实行拿来主义却没有提前营造好物质、组织和制度上的全面环境，那么在年久失修的现有高考体制中，显然是无法弥补现有漏洞，甚至会放大现有漏洞的。

在郑州一中苏小妹事件引出的论文造假中，被“知识分子” 扒出的九所高中全是口碑与实力具备的省市级重点中学，与上述两篇论文的观察结果出奇一致。至于培训机构圈钱、院校领导贪腐，都是制度准备不完善，以及对教育资源的恐慌性争取的前提下必然会出现的结果了。

最后，引用一下《政策过程分析：自主招生公平问题的内在机理探讨》中的一份表格。

如果本身就没从根本上解决原因，在政策准备上又完全不足，那么自主招生也就难免像过去几十次高考改革一样，被冷处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