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天哪里来 

熬着苦涩的青春捧上了“铁饭碗”,80年代初甩了“铁饭碗”空手闯深圳。不忍国家的黄金、文物流失,第一腔热血抛洒在打私路上。好不容易觅得个“金饭碗”,又因举报公司偷漏税惨遭报复,被“炒鱿鱼”,被强令逐出公司宿舍。他成了深圳国有企业下岗第一人,成了流浪深圳街头的“牛虻”。

青天来自穷山沟,来自贫苦人家,来自寻常巷陌,来自改革开放的前沿深圳……


1981年春节刚过,杨剑昌披一身料峭春寒,来到了热火朝天的深圳。当年,深圳还没有几幢高楼,还没有几条宽畅的马路,街道窄窄的,楼脏脏的房矮矮的旧旧的,城区还没有龙川县城老隆大。可到处是人,到处是建筑工地,到处是脚手架,到处是马达声。杨剑昌睁着惊奇的大眼到处看,到处走,他一下子被这如火如荼的建设场面吸引了,回想冷冷清清的老隆,这里真是热热闹闹的新世界。

初来乍到,他住在深圳侨社一个老乡家里,老乡对他不错,很快为他在沙河一间医院找到了一份镶牙工作。特区草创,人才匮乏,沙河远离闹市更加人才奇缺。杨剑昌虽然没进过医学院校,但毕竟拜过师从过医,一般的牙病还是能治的,至于镶牙那更是轻车熟路了。

杨剑昌很热爱这份工作,他是以承包的方式包下医院牙科的。说是一个科,其实就他一个人。说是牙科,实质只镶牙。当然,一般的牙痛、牙周炎之类他也能治,给患者一瓶牙痛水,几粒消炎片就是了。他身穿白大褂,口戴口罩,用比他走江湖时稍好稍齐全的设备,认认真真地为每一个患者治病。牙痛不是病,一痛就要命。杨剑昌对每一个前来就诊的人都问长问短、问冷问热,反复地察看,小心地开药。对要拔牙、镶牙者,严格地消毒牙具,细致地做好牙模,尽量给患者减少痛苦,还患者一副健康洁白的牙齿。由于他对患者热情有加,医术也还算过得去,因而小小牙科也搞得有声有色,不但能如数上缴医院利润,自己收入也越来越丰。

时过不久,他发现了医院里的一个怪现象:医院的一些角落里,放着一麻袋一麻袋的鹅毛、鸭毛。他百思不解,医院是治病的地方,又不是废品收购站,医院要这么多鹅毛、鸭毛干什么?他新来初到,是个合同医生,虽满腹狐疑却又不敢多问。

一天下午,沙河工区与医院篮球队进行篮球赛,杨剑昌身材瘦小,上场自然没有他的份儿。他爱打球也爱看球,看到医院球队球打得很臭,就耐不住又怨又骂。最后医院球队大败,杨剑昌竟跑进球场责问球队长:“为什么打成这个样子?为什么输得这么惨?”牛高马大的球队长输了球本已一肚子火,杨剑昌连连质问更是火上加油:“你小子能?有本事你与我比?”“比就比!”杨剑昌不甘示弱,“咱们比投篮,每人投10个,谁输了谁请客吃饭!”瞧着比自己矮大半截的杨剑昌,球队长立即一手捡起一个球,一手拉着杨剑昌:“说话算数,不许反悔!”

球队长站在罚球线上连投10个。好家伙,中了5个。杨剑昌除掉外衣站在同一线上,每投一个拍几下瞄几回,一个中,二个中,三个中……投10个竟中了7个!原来对杨剑昌不屑一顾的球队长这时傻眼了:“想不到麦田里走出个老虎来!”球队长连说,“不错,不错,想不到你还有这一手!我输了,我请客!”说着拉起杨剑昌到附近的肉菜市场买了一摞摞鸡鸭鱼猪肉青菜,还买了一瓶好酒回到家里。

踏进球队长家门,杨剑昌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一样眼都直了:哇,皇宫一样的装修!淡蓝色的天花板上镶嵌着一盏盏小射灯,开关一按,就像群星璀璨的夜空。墙壁贴了一层米黄的暗花墙纸,时不时沁发出一阵阵悠悠的兰香。油光锃亮的柚木地板一尘不染人影绰绰,令他禁不住赶快脱掉鞋子。黑色发亮的真皮沙发,坐下去好像坐在棉垛上,他挣扎了好久才站了起来。山水音响、乐声彩电、进口电饭煲、电炒锅一应俱全。台凳椅柜床全是红木花雕,油盐酱醋,香皂、牙膏、洗发水全都印着外文商标。这装修,这摆设,这食品,这用品,杨剑昌有生以来没见过,连听都没听说过。杨剑昌边看边叹边问:“你一个月才百多块钱,哪来这么多钱买啊?”球队长直言不讳:“走私呗!”“走什么私呀?”“黄金、白银、古董!”“怎么走法?”“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到附近农村去收购,收购回来就塞进鹅毛鸭毛里,晚上人不知鬼不觉往深圳湾一送,香港人一手交钱一手接货!”“啊,这不犯法吗?”“犯什么法?特区刚创办,比这大得多的事政府还顾不过来哩,何况我们做得天衣无缝!老弟呀,你也别太死心眼了,我们来深圳是来淘金的,就我们这每月百多块钱,做到头发白也发不了财!你年轻心眼活,与我一起干怎么样?”“这……”杨剑昌不敢说“好”,他知道走私是犯国法掉脑袋坐大牢的事,他再穷也不能干。他也不敢说“不”,球队长把他当自己人,说知心话,将这样大的事全说了,他若说“不”,朋友都没得做了,说不定以后还会惹来些麻烦哩。

“我刚来这里人生地不熟,还是过段时间再说吧!”杨剑昌委婉道。

“嗤!什么人生地不熟,胆小鬼!”球队长似乎看穿了杨剑昌的心思,边给他斟酒边说,“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要发财就要冒险,医院上上下下哪个不走私?傻瓜蛋!”

“这这……”杨剑昌吞吞吐吐,言不由衷,他佯装醉酒口齿不清,与球队长说了声“谢”,摇摇晃晃回自己房里去了。

似醉非醉的杨剑昌回到自己的房里怎么也睡不着,球队长的话像一条毛毛虫一样在身上爬。他要钱,他想发财,如果安贫乐道就不会搁下“铁饭碗”来闯深圳了。可离开老家时父亲一再叮嘱:“君子爱财取之于道,穷得讨饭也不要干违法乱纪的事。邓小平解放了我们,我们要为改革开放添砖加瓦,千万不要干害国害民的事啊!”杨剑昌如睡刺藜彻夜辗转反侧:干吧,有违父望,弄不好还可能坐大牢掉脑袋;不干吧,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也许自己要穷一辈子。但思来想去,他还是觉得父亲的话有道理:“再穷,也不能干害国害民的事!”

80年代初,国门刚开,特区刚建,百事待举,百业待兴,特区政府忙于特区规划建设,与香港只有一水之隔的一些深圳人,为了一夜暴富趁机大举走私。日常用品、家庭电器、汽车布料、黄金文物、无所不走。时下流传一句话:“不走私的不是真正的深圳人。”走私之猖獗,由此可见一斑。

台风之中难有不动摇的树,金钱面前难有不躁动的心。面临走私狂风,杨剑昌曾经动过心。可他想:中央在深圳办的是经济特区,不是走私特区,长此下去,国家将会走掉多少关税,流失多少国宝啊!我不能眼看国家财富白白流失,我不走私,我要反走私!

主意已定,立即行动。从此,每天下午下班后,他草草吃过晚饭,借着夜色的掩护,骑着自行车来到深圳湾畔。深圳湾与香港元朗一衣带水,站在深圳湾畔,可望对岸一片灯光。夜深潮静之时,还可听到对面一片城嚣。杨剑昌将车子放在草丛中,自己深藏在红树林里,他看到每晚八九点钟涨潮时,一辆辆各色车子便赶夜市般开到这里,将一袋袋装满鹅毛鸭毛的大麻袋卸到岸边。这时,彼岸大小船只便乘潮漂到此岸。两边的人在月色下一手交货一手交钱,交毕,香港来的船只趁退潮退去,岸上一辆辆车子此时车灯大开,车笛大唱,马达大轰,凯旋而去。

这么多鹅毛鸭毛是从哪里收购来的?匿藏其中的黄金文物又是从何处收购到的?为弄清走私黄金文物的来龙去脉,杨剑昌每逢轮休日就骑上自行车,到宝安的西乡、福永、松岗、公明、石岩、光明等地明察暗访。他假装自己是走私贩子,一个镇一个村地走,将一个个走私窝点牢记在心。常常是天一亮就出发,天黑了才回到医院,渴了到村镇小店买瓶矿泉水,饿了就在店里买几个冷面包。经过连续几个月的走访摸查,他基本摸清了深圳湾一带走私黄金文物的方式、方法、窝点、规律。

一天,杨剑昌一大早就骑上自行车从沙河出发,翻山涉水、越岭爬坡,走过石岩,走过公明,走到光明。光明是全国最大的华侨畜牧场,畜牧场里有好几个大鸭场,还有全国最大的西式肉制品厂。他感到这里肯定有“料”,转了大半天直转到天黑。银镰般的上弦月很快就没有了,连天上的星星也不亮了,他骑上车匆匆往回赶。当时光明到公明、石岩、沙河还是泥土路,他一路坎坎坷坷、颠颠晃晃。到石岩一段下坡路时,突然车掣失灵,他连人带车从山上翻到山脚。他顿觉失重,两眼一黑便昏了过去。也不知过了多久,他感到浑身发冷,头痛欲裂。用手一摸,满手粘乎乎的;一闻,血腥扑鼻。他知道自己摔破头了。职业和本能使他知道自己正在生死关头。他拼尽全力推开压在自己身上的自行车,从裤袋里掏出一块手帕,挣扎着站起来将自己的头包住。“要抓紧回医院,不抓紧回去处理,得了破伤风性命难保了!”他双手抓起自行车,推了推,推不动。完了,自行车不能骑了。这车可是他须臾离不开的伙伴,不能丢。骑不动就推着走。他抬头望了望北斗星,又看了看远处的灯光,辨清了方向,推着车子,恍恍惚惚、踉踉跄跄,一步一挪地走回医院,走进自己的牙科诊室……

第二天上班,同事们看到杨剑昌头缠绷带,脸无血色,忙问是怎么回事。他知道好些同事都在搞走私,他不敢将受伤流血的真实原因告诉他们,见了人,只好说:“昨晚去朋友家喝酒喝醉了,回来时摔的。”杨剑昌从山上翻到山脚,伤势不轻,流血不少,他刚穿上白大褂就感到昏眩恶心。他无法支撑,只好向院长请假一星期去市人民医院治疗。院长看他满头绷带满脸苍白,也只好批准他去治疗养伤。

年轻血旺,杨剑昌在人民医院打了几针吃了几服药就没事了。他是个闲不住的人,伤一好就回自己的牙科上班。此时,走私风依然不止,而且愈演愈烈。“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老父亲的教导又在耳边响起。他觉得走私对国家对人民不利,对特区也不利。经济特区的经济能靠走私来繁荣吗?不能!特区政府知道当前走私活动的猖獗吗?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位卑不敢忘忧国”,我要将自己半年多调查的情况向特区政府汇报。

杨剑昌是“文革”时代的初中生,高中文凭也是参加工作后补的,提起笔来自然没有拿剪刀钳子那么如意。他关起房门,面对孤灯,面对稿纸苦思苦想,写出来的东西总感到辞不达意。他写了又撕撕了又写,间或有人敲门,便做贼似地赶紧将稿纸塞进抽屉里。来人走后又将门关紧,重坐桌边,呕心沥血,一字一字地抠,一句一句地改。他觉得自己有点像父亲当年搞地下工作。他熬了三夜终于写出一份2000多字的《深圳不法分子用鹅毛鸭毛掩护走私国家文物和黄金》的报告。写完后他读了又读,改了又改,直到自己满意为止才一笔一划地把它抄成三份,一份给市政府,一份给市公安局,一份自己留底。他知道走私与反走私的斗争很尖锐很激烈很复杂,他不敢写自己的真名实姓,他怕走私分子打击报复。他怕邮局将他用心血写成的报告寄丢了,就踩着自行车走了三四十公里,亲手将报告交给了市政府、市公安局。他像当年父亲亲自给曾生司令员送完情报后回来一样高兴,他亢奋着,期待着……

时过不久,他从广播、电视、报纸上听到看到省、市关于统一行动、严厉打击走私贩私的决定,深圳湾、大鹏湾随即刮起十二级打击走私活动的台风。台风所至,香港的走私船不敢到深圳湾了,各色走私车也不敢开来了,连医院的鹅毛、鸭毛也不复存在了。杨剑昌心里暗暗高兴,省市领导终于接纳了他的意见,采取了雷霆万钧的行动,将一场害国害民害特区的猖狂的走私活动打下去了。他没有得到一分钱的酬劳,也没有听到一句表扬他的话,他为的不是钱也不是表扬,而是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走私分子不敢走私了,国家的黄金、文物不再流过香港了,他的汗就没白洒、血就没白流。

他依然在牙科门诊上班,依然勤勤恳恳地工作,认认真真地给人看牙镶牙。但不知为什么,院长和同事们总是拿异样的眼光看他,连与他很哥们的“球队长”,也不和他交谈来往了。他如芒在背,孤寡一人。起初他还蒙在鼓里不知所以,后来才慢慢悟到是有人知道他“告密”,将他当“叛徒”看了。“你断了人家的财路,人家不炒你鱿鱼,不打断你的腿要你的命就不错了!”想到这里,杨剑昌觉得不能再在医院里呆下去了,迟走不如早走,与其被人赶出去,不如自己走出去。他编了个理由,说是沙河这地方太偏僻了,他要到闹市区去开牙科赚大钱。他只是个合同工,当时沙河人气还不旺,看牙镶牙的人也不多。多他一个不多,少他一个不少,没有他也无关大局,医院自然同意他中止合同,让他远走高飞去。

杨剑昌其实不想离开医院。牙科虽然清淡、收入不多,但工作清闲、收入稳定,不管怎么样基本生活还是可以保证的。如今离开医院,他就成了个流浪者。开牙科要设备要租房,他哪里有钱?他提着简单的日用品、铺盖卷来到深南大道旁的公共汽车站站了很久,他彷徨,他怅然,他不知该搭那路车到哪里去。

“东家不打打西家,还是到西乡老乡家看看再说。”杨剑昌拿定主意后踏上了西行的汽车。老乡热情地接待了他,答应设法尽快找一份工给他做。住在老乡家的杨剑昌如困在笼,长住别人家里多不方便。何日才能找到一份如意的工作呢?正在这时,几个与他一起来深圳闯世界的同乡青年打电话来找他,约他明天上午九点到市工人文化宫集中商量大事。什么大事?电话里没说,只说明天一碰头就知道了。

翌日上午九点,杨剑昌如约来到工人文化宫广场。杨剑昌到来时,三个年青老乡早等在那里了。杨剑昌一到,他们立即将他叫到一棵偏角的树下,说:“香港传闻,今年八月前偷渡到香港的一律发给绿卡。我们商量决定今天去偷渡,你去不去?”“这……”杨剑昌犹豫了,他没想到这几个“铁哥”约他出来,竟是去偷渡。他知道偷渡是犯法的,被边防军逮着了要送收容所,收容所通知老家公安部门来领回去多丢人!纵使侥幸出海去,若遇上大风大浪就会葬身海底,他在深圳湾察看走私活动时,就看到过好几个浮在海面上的尸体。即使幸运泅到香港,也可能被港方警察抓住,到时找不到担保人,一样会被遣送回大陆。自己水性不好,香港又没一个亲戚朋友,此去肯定凶多吉少……

“怕什么?”铁哥拍了拍杨剑昌的肩头,“这深圳这么落后,什么时候才能繁荣起来?香港才是真正的人间天堂哩!那里扫地的也胜过你这做医生的!再说你如今医生也没得做了,到哪里寻工去?寻到了一份工,一个月才一二百块钱,还没有香港的零头数哩!背井离乡就是为了挣钱过好日子,在深圳什么时候才能过上好日子啊!”

铁哥们你一言我一语地劝杨剑昌,杨剑昌心里有点动了:“我香港无亲无戚,靠谁啊?”杨剑昌这一说,铁哥们也犯难了:是啊,香港人情薄过纸。倘若偷渡过去被港英警察抓住,要香港人出一大笔钱来保他们,这钱谁愿出?谁能出?他们自己的亲戚还不知道愿不愿出这笔钱来保他们呢,何况杨剑昌?

“我去不了,但我支持你们去!”杨剑昌真心实意地说,“今天中午我请你们吃,吃饱了游水才有力气。你们可要观云看天探风向啊,刮风浪大千万不要去!”杨剑昌摸了摸口袋,拉着几个哥们就近在文化宫的小食店里要了四大碗面条,一人一碗吃完就握手告别了。

“祝你们成功!发了财别忘了我!”杨剑昌朝匆匆远去的三个哥们挥手,他久久地站着,几乎站成了一座雕像。(cmwsm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