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时代财经 梁施婷

5月29日,成都市民在黉门街的一处临时占道摊点选购水果。(图片来源:新华社

近段时间,成都的地摊群聊热闹了起来。400多个在成都的摊主每天都在讨论着什么货最好卖?什么时候出摊?哪条路上还有位置?有时对于第一次出来摆摊的摊主,群里的人也会道一声“摆摊顺利”。

在今年3月,成都市出台了地摊支持政策,在保障安全、不占用盲道、消防通道,不侵害他人利益,做好疫情防控和清洁卫生等工作前提下,允许在一定区域设置临时占道摊点摊区和夜市、允许临街店铺越门经营、允许流动商贩在一定区域贩卖经营。

随后浙江、江苏南京、四川彭州、吉林长春等地也都陆续出台了为“地摊经济”松绑的指导意见。在5月28日全国人大闭幕后的总理发布会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更“点赞”了这一举措。

根据成都市城管透露的数据,截至5月22日,成都全市设置临时占道摊点、摊区以及经营点超过4万个,增加的就业岗位达到10万个以上。

对此,东北财经大学中国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认为,地摊经济、农贸市场的发展与城市的现代化不矛盾,反而对于促进灵活就业、以及非正式就业人群的意义非常重要。周天勇预计,如果在全国进一步放开地摊经济,加上农贸市场、建材市场、小商品市场、早市等,可以促进约5000万人就业。

入行地摊说易也难

摆地摊最吸引之处莫过于免除了房租的压力。

丁伟(化名)来自四川的一个小地方,在来到成都摆摊之前,他也曾经开过店,不过受累于租金,最后还是亏本收场。他在5月29日接受时代财经采访时说:“开店成本太高,房租贵,全是给房东打工,开不下去,只有摆摊。”

同样在去年,小黄辞去了上班的工作,也加入到成都“摆摊大军”的队伍中,今年才23岁的他想趁着年轻出来闯闯。正是看中了摆地摊的自由、创业成本低而且见效快,于是小黄开始摆摊,卖起花茶、干货来。

不少专家都认为,摆地摊的进入门槛低,因此对就业有明显的拉动作用。

中南农业科技大学商学院人力资源教研室主任尹华北认为,开放“地摊经济”给了那些没有就业岗位的人创业的机会,尤其能够带动小消费行业的服务者。

“他们可能有某些方面的欲望和特长,但或许由于学历水平不高等原因没有办法进入企业工作,(地摊)开放以后能给他们一个自主创业的机会。”尹华北在5月30日接受时代财经采访时这样表示。

“地摊经济”有望成为就业的“蓄水池”。与此同时,通过摆摊致富的励志故事也开始在媒体中出现。

媒体曾报道,在郑州健康路夜市摆摊的王兰波通过摆摊还清了之前在餐饮行业赔掉的80多万元,还入手了一辆入门级的奔驰C级轿车,人送外号“奔驰哥”。

丁伟坦言,自己也看见过不少开着奔驰、宝马来摆地摊的。“但摆地摊是个风吹日晒的辛苦活,一个正常的家庭为了生活而摆摊,赚到了钱哪舍得去买个奔驰。”

尤其是在今年的新冠疫情冲击下,丁伟和小黄认为生意有点难做。“靠卖卖水果、蔬菜其实利润并不多。”丁伟透露,其实他现在赚到的钱都不多,将就能维持生活。

受疫情影响,小黄的生意也一直拖着无法开张,在4月12日,他才在正式复出成都的街头摆摊。已复工一个多月的小黄发现,现在不仅摆摊的竞争更为激烈了,消费者的购买力也在下降。

“之前的生意好做,消费力更强,竞争又没有那么激烈。但现在大家看的多买的少,而且今年也卖不起价。”小黄说,要是再加上油费等各种开支,现在其生意还处于亏本状态。他觉得有点沮丧,也想过不如再找份工作。

5月29日傍晚,成都的街道摆满了各种各样的地摊。图片来源:受访者提供。

不过,小黄和丁伟都希望能在摆摊这件事上再坚持一下,毕竟现在去找工作也未必会更容易。

对此,周天勇在30日接受时代财经采访时也认为,对于无法在短时间就业的人而言,摆地摊也可以是一种过渡性的手段。

激活经济的“末梢”

“地摊经济”虽然看起来不起眼,但却犹如毛细血管般渗透在大街小巷,也牵扯到大大小小的经济活动。

“农民要种菜摆地摊,菜卖得多了就需要大棚、化肥,这些东西也需要农民从商店里买。”周天勇举例说,收入和消费是关联,只要收入增加,就能带动消费增加。

曾有过4、5年摆摊经历的小苏(化名),目前在一家专门从事地摊货批发的商贸公司工作。他透露,其公司不仅批发卖货,还会给每一个过来拿货的买家传授一份自己总结的“摆摊技巧”,从摆货、选址,甚至细微到灯光如何设计都一一详细地罗列出来。

小苏表示,最近政府的相关政策也刺激了地摊行业的发展,每天都有很多人过来买货。在小苏的朋友圈里,每天都是忙着配货的一天。由于童装销售好、利润也高,近段时间小苏在朋友圈里贴满了关于各种新款童装的介绍。

周天勇认为,过去政府禁止可以在地摊进行销售,但这些商品进入了商店售价更高,价格贵了销量也就少了。

而且消费者也是分层的。周天勇认为,中产阶级比较忙可以到超市买半成品,而退休的老人、低收入群体则可以到地摊上买既便宜又新鲜的蔬菜。

李克强在5月28日的记者会上也提到,我国有6亿人平均月收入仅为1000元。人社部专咨委委员、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执行院长李实曾指出,这6亿人口中,农村人口占据了大部分,同时疫情也对城镇中农民工的收入产生较大的影响。

但同时,低收入群体对一般消费品的消费率也更高,对于低收入群体而言,“地摊经济”正正提供了一个除网购、超市以外性价比更高的选择。

周天勇指出,农村居民的消费约占到收入的八成。“虽然在地摊经济消费的金额可能会比较少一点,但是要看整个乘数效应的话,它对于消费也是有很大的一个拉动作用。”如果将就业、消费看作是拉动经济的一个循环,他认为如果地摊消费萎缩,也将连带着另外一个地方的消费和就业机会萎缩,但相反只要消费、就业增加,社会的经济总量就会增长。

无论是为了稳就业还是保民生,开放“地摊经济”都有望从最细微的地方带动经济的复苏。

拒绝“一刀切”

目前已经有多个城市抱着试水的心态放松了“地摊经济”。不过,成都城管委相关负责人在3月在介绍上述“地摊经济”的支持措施时同时表示,支持服务措施是阶段性的,希望广大商家、企业抓住机会,尽快恢复生产经营。

对此,周天勇支持地摊开放作为常态化的措施而不是应急之措。“不能说今年放开了,明年就关了。”而且不仅是成都,周天勇也认为,全国都可以把地摊当做一个常态化的事情去做。

过去由于影响市容、阻塞交通等种种原因,城市管理对摆地摊多采取一刀切的做法。城管与小贩常常上演着猫抓老鼠的戏码。

尹华北在多年前就一直表示“地摊经济”可以放开。他认为,现在正是回归到正常的行为当中。

如今成都终于放开“地摊经济”,甚至连总理都亲自点名,这在多个地摊群聊里面是一件大事。档主们终于可以略带自豪地说“现在国家支持摆地摊”。

事实上,在成都放开“地摊经济”的这两个多月以来,不少档主也反映,城管的管理的确比以往更加宽容。

图片来源:群聊截图。

在5月28日,中央文明办明确提出在今年全国文明城市测评指标中,不将占道经营、马路市场、流动商贩列为文明城市测评考核内容,推动文明城市创建在恢复经济社会秩序、满足群众生活需要的过程中发挥更加积极作用。

有了中央的“开绿灯”,不少地方也有了底气跟进。长春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在5月30日下发文件,决定2020年12月30日以前在城管领域实施鼓励夜市经济的八项服务措施,其中包括对临时占用道路开展商业活动的,免收占道费;利用公园、广场等公共场所开办的,免收场租费、摊位费、卫生费。

放开“地摊经济”对档主而言自然是好事,但对市民来说,最怕的是“放松”变成“放任”。与过去的“一刀切”相比,地摊经济、马路经济更考验着城市治理的能力。

“以前我们也推动过地摊经济,但为了城市扁平化的管理,就把全部地摊取消了。地摊早就应该放开,只要加强管理就可以。”尹华北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划定区域地放开,而不是全部放开。

在今年的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杨宝玲曾建议,应制定统一的“地摊经济”准入许可标准、从业资格条件和商品入市手续,采取颁发资格证、许可证等方式,给予“地摊经济”与从业者的合法地位。同时也要制定摊位经营管理规范,加大对破坏市容环境、社会治安等行为的打击力度,对情节严重且屡教不改的,采取列入黑名单、限制经营、纳入征信系统等方式处罚。

周天勇认为,在放开地摊之后,周边的卫生管理、餐饮服务也需要相辅相成,这样也能够带动起部分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