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和良心的结合将解决几乎所有问题。”

　　文丨华商韬略 杨 凯

　　在中国，罗伊·瓦杰洛斯远没有诺尔曼·白求恩出名。

　　但30年前，他的一个决定……

　　【“中国第一病”】

　　1970年代开始，乙肝在中国大规模爆发。

　　当时，乙肝是仅次于烟草的中国第二大致死性病因，每年大约有27万人因乙肝病毒感染相关疾病导致死亡。

　　1992年，中国疾控中心组织了建国后最大规模的全人群乙肝相关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中国1到59岁人群的乙肝病毒阳性率为9.75%，约有1.2亿名乙肝病毒携带者，占当时全球的1/3。中国乙肝病毒携带者预计22年增加了8000万人。

　　有偿卖血和输血感染、共用针头不洁注射、母婴垂直传播是中国乙肝传播的三种主要方式。

　　当时，河南等地掀起了一场“以血致富”运动。从15岁到60多岁的农民纷纷加入进来。50岁以上的人，为了参与献血，把白发染黑；年龄小者，谎报年龄。

　　“胳膊一伸，露出青筋，一伸一拳，五十大元”。这句口号在中国农村流传甚广。

　　卖血成风，加之当时医疗不规范，很多农村或学校打针时共用一个针头，使用过程中甚至不消毒，乙肝迅速扩散。

　　然后，这些感染者又通过母婴传播感染了下一代。

　　1970-1990年，中国诞生了大约3.1341亿新生儿。按照9.75%的感染比例，20年间诞生了大约3000万乙肝宝宝。

　　乙肝病毒呈现家族性集中特征，加剧了积贫积弱。

　　在赵一泓的《中国第一病》中，大学生乙肝携带者欧阳子岩这样描述当年的情况：

　　“在我的家乡，患肝病的人特别多，有的甚至全家都是乙肝，其中一小部分不幸者逐步发展为肝硬化、肝癌。

　　为治病他们听信虚假广告，吃药无数，花钱无数，各种治肝药几乎掏空了村人的钱袋，病情却毫无起色，而患者却像滚雪球般越来越多……”

　　而且，乙肝至今都无法彻底治愈。

　　1992年的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乙肝病毒的传播主要发生在5岁以内：

　　在产前12周到产后一周内，幼儿感染乙肝病毒，会有90%的概率发展成慢性乙肝；在5岁以内的幼儿时期感染乙肝病毒，会有25%-30%的几率发展成为慢性乙肝；5岁之后的乙肝病毒感染者中，仅有5%-10%会发展成慢性乙肝。

　　在无法治愈且基数巨大的情况下，疫苗成了唯一的救赎。

　　早在1973年，北京大学附属人民医院检验科主任陶其敏等专家就正式开始乙肝研究。

　　1975年，在陶其敏等人的努力下，中国第一支血源性试验乙肝疫苗“7571”研制成功。

　　试验的最后一步是临床验证，通常会选用和人类血缘最近的黑猩猩做试验。可是，一只黑猩猩要几十万，科研经费不够，实在是买不起。

　　陶其敏以身试药，把疫苗注射到自己身上，才获得了疫苗安全性和有效性的第一手资料。

▲中国乙肝疫苗之母陶其敏

　　1986年，血源性乙肝疫苗在中国获得批准。

　　可是，血源性乙肝疫苗是由乙肝病毒携带者的血清和血浆进行纯化灭活后制成，产量十分有限，还存在艾滋病等血液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

　　这种疫苗价格极为昂贵。当时，一支疫苗需要80元，相当于一名普通工人2-3个月工资，普通家庭根本承担不起。

　　同一时期，中国启动了三个乙肝疫苗研究项目：重组酵母乙肝疫苗研发、重组CHO细胞表达乙肝表面抗原研发、重组痘病毒乙肝疫苗研发。

　　但第一个项目因主要研发人员出国而中断，第二、第三个项目虽然成功拥有知识产权，但尚无法实现大规模工业化生产。

　　乙肝病毒仍在快速传播，可是疫苗研发却陷入了僵局。

　　【无价的礼物】

　　与此同时，人类第一支基因工程乙肝疫苗在大洋彼岸诞生。

　　1986年，默沙东公司的重组rDNA乙肝疫苗通过了美国食药监局FDA的审批，正式在美国上市。

　　在当时，美国几大医药公司都退出了疫苗研究。原因是疫苗多由政府采购，没有定价空间，利润很低，而且疫苗很容易出现副作用，还会影响公司形象，是门费力不讨好的生意。

　　不过，默沙东时任总裁罗伊·瓦杰洛斯却坚持继续乙肝疫苗研究，“预防医学是最好的医学，这是默沙东应该做的事”。

　　在罗伊·瓦杰洛斯博士的领导下，默沙东历时十年，成功将乙肝病毒表面抗原的基因转移到酵母菌中，制成基因酵母乙肝疫苗。

　　这种新型乙肝疫苗成本更低、可以进行工业化大规模生产、而且免疫效果更好：携带乙肝表面抗原的母亲所生下的新生儿，83%-95%在接种疫苗后会得到保护。

　　时任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所长赵铠在得知这一消息后，马上向卫生部建议：当务之急是引进世界最先进的乙肝疫苗生产线。

　　在那个讲求艰苦奋斗、自力更新的年代，引进国外疫苗技术对中国卫生部来说是一场艰难的决定。

　　可是，为了缩短疫苗的生产时间，他们不得不这样做：没有疫苗的每一天，都会有6万新生儿暴露在乙肝病毒的威胁下，有6000新生儿最终感染。

　　1988年9月，中国政府代表团赴美国，与默沙东公司谈判引进乙肝疫苗技术。

　　一开始，默沙东公司希望向中国销售疫苗：每个新生儿需要3支疫苗，价格约为100美元（与美国市场价格相同）。

　　中国每年有2000万新生儿，意味着每年要花费20亿美元购买疫苗。

　　不论是中国民众、还是政府都承担不起：100美元相当于当时中国一个普通家庭大半年的收入；20亿美元大约相当于中国当年税收的十分之一。

　　很快，瓦杰洛斯就意识到，“即使我们将价格降到最低，他们也难以承担”。

　　中美两国国情的巨大差异让谈判陷入了僵局。

　　后来，瓦杰洛斯提议谈判技术转让方案。不过，价格问题再次出现。

　　瓦杰洛斯回忆说：“我们将价格一再压低……我很焦虑，时间如此紧迫，我想保护孩子们免受这种致命疾病的侵袭，新生儿在出生24小时之内就应第一次接种疫苗……”

　　最后，瓦杰洛斯决定以700万美元底价将这项技术转让给中国。

　　这个数字甚至不足以支付默沙东培训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和派遣员工去中国的费用。

　　这几乎相当于是无偿援助。

　　几个月后，中国代表团同意了这一提议。

　　对默沙东公司来说，即使在今天看来，这也是一个缺乏商业逻辑的决定，公司因此在其后30年间少了约600亿美元的营收。

　　不过，多年以后，瓦杰洛斯在接受国内自媒体“知识分子”专访时，仍旧坚信这是正确的事，是默沙东公司20世纪最好的商业决策之一：

　　“虽然无利可图，但它有望拯救的生命数量超过了默沙东曾经做过的任何事。50年后，中国将根除乙肝。”

 ▲1989年9月11日，默沙东公司、中国技术进出口公司、北京生物制品研究、和深圳康泰生物制品，签订了合同。图片来源：Merck&Co.Inc

　　1989年9月11日，默沙东公司和中国代表团签署了重组乙肝疫苗技术转让合同。

　　根据合同：

　　默沙东公司向中方提供现有生产重组乙肝疫苗的全套生产工艺、技术和装备设计等、培训中方人员，确保中国生产出同等质量的乙肝疫苗；

　　中国负责购买设备、设施、建造工厂，将在北京和深圳两地生产重组乙肝疫苗，两家工厂年总产量为4000万剂，足够免疫全部新生儿；

　　默沙东公司不再收取任何专利费或利润，也不在中国市场出售乙肝疫苗。

　　从1990年5月开始，来自北京和深圳两家单位的工程技术人员先后到美国默沙东公司，在一年半的时间里，购买测试设备、接受培训；设备运回中国后，默沙东派遣工程师到中国帮助建厂，在中国成功生产出同等质量的乙肝疫苗后，默沙东公司完全退出。

　　现在，它们完全是中国的工厂。

　　1993年10月，北京基因工程乙肝疫苗生产车间正式建成。

　　时任国家卫生部部长陈敏章与赵铠去参观车间。据赵铠后来回忆：

　　我问他：“您有什么看法？”他没有回答；我再问，他仍然没有回答。我抬头望他，看见他眼中噙满泪水。

▲后来，陈敏章在接受胰腺癌手术后，向时任总理朱镕基提出的遗愿是：建立一个肝炎防治基金会，免费为西部贫穷的孩子接种乙肝疫苗

　　1993年至今，默沙东的重组疫苗技术惠及了约5亿中国新生儿。截至目前，这项技术依旧贡献着中国乙肝疫苗65%的产量。

　　联合国的统计数据显示：

　　中国乙肝疫苗的接种率，在1992年为30%左右，2005年，这一数值已经升至90%；2011年统计数据显示，82%的中国新生儿在出生后48小时内，及时接种了乙肝疫苗；接种疫苗后，中国5岁以下儿童的乙肝表面抗原感染率降低了90%；15岁以下的儿童中，预防了约1600～2000万例的乙肝病毒携带者，预防了280万～350万人死于肝癌。

　　这份成绩单有一大半得益于瓦杰洛斯的那个决定。

　　“对一个制药企业来说，在此期间接种的疫苗数量足以产生高额利润，但我们知道，默沙东公司将它作为礼物送给中国，对中国人民来说，这是一件无价之宝。”中国疾病预防和控制中心前副主任梁晓峰说。

　　【医者仁心】

　　为什么要这样做？总有人问他。

　　“因为中国需要它，这件事的意义是，现在这两家工厂的疫苗生产能力足够为中国孩子接种，限制了这种疾病在中国的流行。在这件事上我们没有赢利，但我们控制了疾病的流行。我曾经是一名医生，我非常愿意看到自己能预防某种疾病，这也是默沙东和其它公司研制疫苗的动力。”瓦杰洛斯回答说。

　▲2019年10月是瓦杰洛斯90岁生日，也是默沙东公司将重组乙肝疫苗转让给中国30周年纪念。可是数亿受益的中国人却鲜少听过瓦杰洛斯和他的故事

　　2017年12月，瓦杰洛斯在接受“知识分子”专访时回忆称，在这次谈判中做最后决策时，自己受到公司前总裁乔治·默克（1894.3-1957.11）在几十年前的一个善举的影响。

　　1943年，拉特格尔大学的一名研究员在默沙东基金的资助下，发现了能有效治疗肺结核的新型抗菌素——链霉素。

　　两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战败国日本肺结核泛滥且无力治疗。

　　彼时距离日本偷袭珍珠港才过去了短短4年，美国人的伤痛记忆仍触目惊心。

　　但乔治·默克得知此事后，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向日本免除链霉素专利权，并传授生产技术。

　　日本借此遏止了肺结核的流行。

　　面对公司内外的质疑，乔治·默克解释称：“我们要永远铭记：医药永远是为人，而不是为了利润。利润是随之而来的，如果我们一直牢记这一点，利润就不会不出现。我们不能因为我们发明了一种新药就站在一旁，置之度外。我们绝不会止步，直到寻找一种新方法，可以把我们最好的发明带到每个需要它的人面前。”

　　1952年，他因此登上《时代》周刊封面。

　　“医学是为了人，而不是为了利润。”这句默沙东司训也流传为经典。

　　三十多年后，默沙东公司又在瓦杰洛斯治下，底价向中国转让乙肝疫苗技术。

　　但这并非瓦杰洛斯唯一一次“犯傻”。

　　上世纪70年代，默沙东公司研发出的兽用寄生虫药伊维菌素一经上市便迅速成为世界头号兽医产品。

　　此时，整个非洲正被寄生虫引起的“河盲症”困扰着：仅仅在非洲撒哈拉沙漠南部，就有1800万人被感染；在非洲西部的一些村庄，55岁以上的人群中失明者占60%。

　　“我们能否试一试用这种药治疗河盲症？”

　　1980年初的一天，默沙东科学家威廉·坎贝尔和穆罕默德·阿齐兹走进瓦杰洛斯的办公室。

　　刚刚上任的默沙东研究部主任瓦杰洛斯当即允诺，并派团队前往非洲开始了河盲症药（异阿凡曼菌素）的研究。

　　从1980年到1987年，在河盲症药漫长的研发过程中，瓦杰洛斯从默沙东研发部主任升为公司总裁、首席执行官、董事会主席。

　　1987年，临床试验成功在望，瓦杰洛斯又面临了新的抉择——

　　默沙东公司已经为此投入了数千万美元的研发费用。如果生产，还需要投入一大笔资金。生产出来以后，如果正常销售，不论定价多低，非洲人民都负担不起；如果选择赠送，也需要一个第三方机构来发放药物。

　　可是，非洲大部分国家并没有建立发放药物的公共卫生机构，有些地方甚至连公路都没有。

　　瓦杰洛斯希望得到美国政府的支持。可是，无论是美国国际发展局还是国务院，都没有预算支持这个新项目。

　　几天后，法国政府突然告知默沙东：计划批准河盲症药生产。

　　不同于没有河盲症的美国，法国接收的非洲移民中，有大量河盲症患者。

　　建厂生产有了着落，默沙东匆忙安排在美国华盛顿特区召开新闻发布会。

　　“默沙东此时应该采取什么态度？没有时间召集董事会征求董事们的意见，我必须做出决定。”

　　瓦杰洛斯当即决定：默沙东将向世界上所有受危及的需要者免费发放河盲症药，直至这类疾病被根除。

　　新闻发布会后，他向默沙东董事会解释了自己的决策，并得到全体董事的支持。

　　药品发放也出乎意料地顺利。

　　这一堪称伟大的人道主义项目吸引了全世界最高水平的一批志愿者。支持者包括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和夫人罗莎琳、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前主任以及美国各高校的博士。

　▲1994年，瓦格洛斯和前美国总统卡特（左一）在非洲向村民们发放河盲症药 图片来源：Medicine, Science and Merck

　　默沙东在此后30多年里，累计捐赠河盲症药20亿剂，覆盖疫区超过2.5亿位患者。

　　世界卫生组织预测，2020年前后，河盲症将彻底从地球绝迹。

　　这也被誉为继灭绝天花之后，人类医药史上又一伟大成就。

　　瓦杰洛斯说：“根据我个人的经验，这将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案例：一家公司贡献的一种药物，根除了世界上的一种疾病，这令我和戴安娜（夫人）倍感欣慰。”

 ▲瓦杰洛斯与夫人戴安娜已经结婚64年，夫妻二人累计向母校捐资金额超过4亿美元。图片来源：知识分子

　　在瓦杰洛斯看来，自己一生中遇到的最大的挑战是：让科学的需求和与病毒同样无情的市场需求中实现平衡。

　　在《哈佛商业评论》采访时，他直言：“我需要坚持对医生来说重要的价值观，并将它们与默沙东公司保持盈利的需求相融合。”

　　如今看来，他做得很好。默沙东公司不仅无私地帮助了很多人，也保持了盈利需求。

　　默沙东公司曾连续十年蝉联世界第一大药企。2018年，默沙东仍以423亿美元的营收位列全球第六大制药公司。

　　瓦杰洛斯的一生中有过太多头衔：科学家、院士、亿万富豪、慈善家、默沙东公司总裁，不过，他永远首先是一名医生，“我曾是一个医生，我无法放弃对公共健康的关注”。

　　直到今天，瓦杰洛斯依旧坚信：“科学和良心的结合将解决几乎所有问题。”

　　参考资料：

　　【1】 《罗伊·瓦杰洛斯博士的礼物：为了一个没有乙肝的中国》 知识分子 王丹红

　　【2】 王丹红：《基础研究是发现新药的基础和方向——访美国科学院院士、默沙东公司前总裁瓦杰洛斯博士》2006年第11期《科学新闻》

　　【3】《中国第一病》 赵一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