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经济学泰斗，诺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在他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将西方人，特别是西欧人的富裕解读为“一种新的和独有的现象”。他认为西方实现快速经济增长的根源在于“一套有效率的经济组织”，使得所有权制度变得明晰，能够更好地保护个人财产，刺激各个经济主体的逐利行为。

这是一种典型的“欧洲中心论”观点，核心在于将“西方的兴起”作为一个独立的事件，在欧洲这个区域内进行考察和分析，试图找到促进经济增长的源动力。

西方著名学者贡德·弗兰克在《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驳斥了这一观点。他从时间、空间两个维度上，大大拓展了研究领域，对所谓“西方的兴起”原因做了全新的阐释。他认为，“西方的兴起”并非来源于内在的驱动力，比如制度、科技等，而是在整个世界体系中发生的，是在东方和西方的经济交流过程中发生的，具有明显的周期性特征。

贡德·弗兰克的人生履历堪称传奇。早年间，他在芝加哥大学就读时，导师是大名鼎鼎的货币学派代表人物弗里德曼，但弗兰克的观点和老师相左。他在毕业后到拉美多个国家任教，还卷入了智利的政治斗争，被“流放”回柏林。

对拉美政治、经济的深入研究，使弗兰克成为依附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依附理论认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着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在《白银资本》中，弗兰克的观点延续了依附理论中关于世界体系的架构，但政治上的激进色彩有所削弱，也提供了一种重新看待西方经济史的视角。

弗兰克的这一理论在东西方学界也引起了巨大争议，赞扬与批评的声音都很多。弗兰克的观点很有颠覆性，初看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但仔细思考的话，还是会有些遗憾和不足。第一是数据问题，15-18世纪的全球贸易的资料缺失，研究人员不得不自行估算重要数据。例如不同学者对于美洲白银生产量、输出东亚的数量预估存在巨大差异。第二，弗兰克也有提到，目前可得的资料中很多是西方人所记录，并不能反映事实的全貌。第三，弗兰克的研究把中心从欧洲移到了中国和印度，但无形中也忽略了非洲、西亚、南亚、美洲等地区，这个世界体系和沃勒斯坦的中心-边缘-非边缘特征基本吻合。

在本书中，以“东方的衰落”与“西方的兴起”为核心，弗兰克从全球贸易、货币流通、技术变革等多方面进行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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