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4日，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在国新办发布会上指出，1995年农村常住人口达到了峰值是8.6亿人，去年农村常住人口只有5.6亿人，20多年来减少了3亿人。农民现在消费第一支出就是食品，过去看病的支出排在第二位，现在很多农民第二位的支出就是人情礼金。

现在农村在乡村文明方面存在很多突出的问题，“七八十年代结婚彩礼就一两百块钱，九十年代达到一万元，现在彩礼都是十几万甚至更多。下乡调研会经常听到有人讲，某家的儿子结婚成家了，但是父母成了贫困户了，现在我们搞脱贫攻坚工作，确实存在“因婚致贫”的现象，在一些地区因结婚而致贫不是个别现象。”韩俊说道。

人情已经成为中国农村地区最大的支出项，这个也是大家非常意料之中的事情。在传统经济学过程中人情礼金，这个东西实际上是一种地方性金融产品的组成部分。在中国古代，当农村地区出现婚丧嫁娶的时候，在一个较为稳定的地域环境中，由于人口的流动并不充分，所以人情礼金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就成为了一种通过集资形式实现金融目的的组成部分。其承担了极大部分的金融功能是最原始的众筹或者集会的筹资形式。

但是这些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原先的乡土文化和乡土的区域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部分年轻人可能已经离开了家乡，或者说离开了自己祖祖辈辈所耕种的土地，进入到城市开始工作，所以除了一般的婚丧嫁娶等非常特殊的情况之外，大部分时候年轻人实际上都并不在自己的老家生活和工作，所以人情礼金这种形式的金融功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已经被极大的淡化，当其金融功能被淡化之后，人心已经就变成了一种纯粹的支出项。

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我们看到的是，虽然中国农民的收入水平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另外一方面人情礼金的支出也开始进行了翻倍式的增长。基本上我们看到的是在农村地区，如果要结婚的话，必须要到当地的县城去买一套房，或者说要支付比较高额的礼金，这个已经成为中国农村地区的一个比较常见的现象，近些年来因为高额礼金所引发的家庭矛盾和家庭纠纷也日益增加，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这种比较畸形的礼金制度其实已经超过了普通农村家庭所能够承受的范围。再加上中国人有着非常严重的攀比心理，当周围有一家收了比较高的礼金之后，其他家庭就会不一而同的对此进行攀比，最终的结果就是在一个地区呈现地区性的高礼金现象。

其实我们从总体的角度来看，婚姻这件事情实际上是双方共同的事，同样也是代表的是两个家庭在一起的一种结合，所以这种高礼金现象应该是量力而行，而不是一味的用非常高的价格来决定。我们更需要呼吁一个更加平衡，更加合理的结婚仪式或者结婚模式，真正让结婚这件事情不要成为农村地区的严重负担。